国际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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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

2019, 2(3): 411-427.

摘要:
从16世纪中西文化相遇以后中国文化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局限在东方或者亚洲范围内的文化，通过来华传教士所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前近代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关系为视角，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论文分别从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欧洲启蒙思想家接受中国文化思想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历程，从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摘要](638) [PDF 13378KB](386)

欧洲启蒙思想与中国文化有何相干?——就一个学界热点问题回应张西平先生

刘耘华

2019, 2(3): 428-441.

摘要:
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摘要](437) [PDF 11758KB](330)

以“中庸之道”诠释《中庸》（英文）

陈曙东

2019, 2(3): 442-458.

摘要:
作为列克辛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论汉语韵律学视角下的比较文学》一书的后续研究计划的一个章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虚词的尚待进一步认识的重要作用，比如认识虚词如何不仅在本学科、本文化的领域中，而且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范围内所起的同样不为人知而又时常出人意料的作用。换言之，本文强调不管语气助词比如“也” 字的实际效果如何被低估，其在《中庸》一文中的作用并不亚于定冠词the，连词and，以及介词和连词after等在T. S. 艾略特的著名诗作《四重奏》中所起的作用（因篇幅所限，待另文再议），关键是其特定的表达方式和效果的确来自语言学所允许的语境并产生于相关文本的特殊的文化氛围以及文学体裁。依此思路，本文侧重品读诠释诗文中深受虚词悄无声息影响的音韵，以期一改过去偏重词义及其文化因素和视觉效果的习惯，进一步理解意义与音韵、头脑与节律、眼睛与耳朵（视觉与听觉），以及语言内在与外在因素间的微妙关系。

[摘要](306) [PDF 15818KB](280)

庞德的几副面孔——以“意象派六原则”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译介为线索（英文）

吴可

2019, 2(3): 459-476.

摘要: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与中国的渊源关系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尤其是他与中国新诗或现代文学的兴起、发展关系密切，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1917年文学革命的教父。可以肯定的是，庞德最初是以意象派诗人的群像之一出现于当时的国人视野，其“革命家”的定性也充分显示了刘延陵等人当时的左翼政治立场。然而，问题在于刘延陵、徐迟等人不仅对庞德自身理论发展的复杂有所忽视，也没有充分在意意象派内部的分裂与路线斗争，即庞德与艾米·洛威尔的分歧，以及所谓“意象派六原则”其实存在一个前后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就造成了对庞德理解的简单化，甚至对庞德本来的面目有所混淆。而这一问题在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得到充分的重新检视。通过检阅旧报刊和中外材料的比对，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早期庞德及“意象派六原则”在中国的译介存在着不少误读，或者说别有用意的“发明”，如胡适将自由原则作为意象派理论的核心，将自由与自由诗做同一性处理，甚至将文学领域内小写的自由与更多指向政治问题的大写自由相同一；又如从刘延陵到徐迟，对庞德是否是“革命者”存在定位的转移，甚至徐迟前后译文中有一些细小变化。由此，笔者试图澄清庞德与洛威尔的不同面孔，以及勾勒、反思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建构史的线索：从左翼“革命”话语到“第三种人”对“革命”的疏离与反思；从“运动”到“商业”；从“启蒙”与“救亡”的合流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裂；从苏联到美利坚。

[摘要](401) [PDF 13419KB](356)

无处为家——《内陆深处》文本内外的库切（英文）

董亮

2019, 2(3): 477-491.

摘要:
《内陆深处》是库切20世纪70年代返回南非之后发表的第二部小说。一直对祖国既爱又恨的库切在这个阶段一面和阿非利卡统治当局严格的书籍审查制度周旋；一面在作品中回归阿非利卡文化中的农场语境，对抗这种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库切对审查制度采取“敌视性共处”的态度——尽管他认识到审查制度的诸多弊端，却主动跟审查机构打交道，密切关注《内陆深处》在南非的出版情况；在小说主题上，他选择反田园叙事，用反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女主人公玛格达的身份危机以及她和跋扈的父亲、叛逆的有色佣仆之间的关系，借此批评阿非利卡文化中白人至上的心态和父权制度。玛格达的悲剧体现了小说本身的历史维度和伦理内涵，同时也折射出作者对于家园问题的纠结。因此，无论书里书外，都反映出一种“无处为家”的困境。

[摘要](306) [PDF 11464KB](278)

竹枝词在日本诗学定位的转变及与“好色”文艺的关系

熊啸

2019, 2(3): 492-507.

摘要:
中国文人的竹枝词创作最初源于对民歌的模拟，其诗学定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历经数次演变，由最初的采风一变为记叙风俗景观，再变为记录地理掌故沿革等，然其轨迹始终未脱离儒家诗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然而在日本江户后期至明治的汉诗坛上，竹枝词却成了一类专门描写游廓及游女的诗作，该定位的成立一则因其描绘风物的性质仍与中国竹枝词的职能相吻合，一则是日本近世以来的游廓文化及“好色”文艺对其性质与面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之相应，此类竹枝词的创作与诗学评论遂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町人文化的内核，并与儒家诗学观发生了较大的背离乃至冲突。日本竹枝词的演变是近世日本汉文学本土化态势的具体表现之一，并显示出了日本诗学及美学理念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摘要](341) [PDF 14570KB](320)

时间星丛中的游荡者——论本雅明现代性思想中的时间观念

胡国平

2019, 2(3): 508-519.

摘要:
本文主要聚焦于本雅明的时间星丛概念，探讨谈论本雅明的时间观念。本雅明的现代性思考的根基就在于对时间的创造性阐释，即创造了一种与过去构成星丛关系的当下，从而摧毁和解构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在这样一种时间观中，历史被表述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辩证历史，直线历史时间被截停，被压抑记忆的乌托邦潜能得以释放，从而使得当下时间转变成为具有一个包含伦理力量的时刻。游荡者（Flâneur）正是这一时间体验的承受者和揭示者。

[摘要](597) [PDF 9922KB](348)

浪漫主义作为媒介技术——基特勒论“话语网络1800”

车致新

2019, 2(3): 520-534.

摘要:
本文试图围绕着这一问题意识——浪漫主义与媒介技术的关系——来考察基特勒的代表作《话语网络1800/1900》中前半部分对“话语网络1800”的分析，同时展示基特勒是如何从媒介技术层面对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进行补充与修正。基特勒创造性地指出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知识结构与一台以线性回路的方式运转的生产机器之间的隐喻性关系，并深入阐释了语言观念在1800年前后的范式转换过程，即由能指向所指、由符号向意义、由物质向精神的转变，并且指出“诗歌”正是这一时期语言观念的具体体现：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语言仅仅被视为一种透明的、非物质性的信息通道。

[摘要](477) [PDF 15522KB](288)

廖平的诗经天学与古今文质之辨

冯庆

2019, 2(3): 535-550.

摘要:
廖平于新文化运动至“五四”时期开展的诗经学研究被他本人视为“天学”，构成其后期学说的核心内容。然而，廖平的同代和后世学人大多认为“天学”或是有违经学“家法”，或是脱离“时势”需求，或是于现实“无用”。通过回到廖平本人后期思想转变的意图和志趣，发现其对圣人哲学精神的继承，明确其响应中华文明危机的问题意识和通过“改文从质”达到“文质彬彬”的义理构想，“天学”之于新时代的真实意义方能得到揭示。

[摘要](348) [PDF 18364KB](252)

品鉴中国式差异——安乐哲访谈录（英文）

安乐哲, 倪琳娜

2019, 2(3): 553-566.

摘要:
在接受刘耘华、倪琳娜两位学者的访谈过程中，安乐哲援引了中国哲学经典中的几个范例来论证以下观点：应当充分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帮助古老的传统用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安乐哲表示，要想深入品鉴中国语境所孕育出的各种差异，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来讲，我们在理解中国哲学时一直沿用的是西方传教士所创造的语词体系，从而造成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被边缘化，甚至沦为一种所谓的“东方宗教思想”。而从当代中国视角出发，我们理应意识到，我们事实上正在使用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哲学术语之汉译本，来促成汉语和西方现代性的融合。无视此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挪用，只会导致我们深陷中国式“先验说”“普救论”等令人遗憾的假说泥沼，而无法正确地将儒家真义理解为对人文价值的普及。讽刺的是，后达尔文主义对西方哲学叙事进行内在批判时针对先验说和普救论所提出的尖锐主张一直被当作一种谬论而遭到普遍抵制。

[摘要](370) [PDF 10177KB](290)

肖铁:《因众之名:群众的发现与叙述中国的方式》（英文）

康凌

2019, 2(3): 569-571.

摘要:

[摘要](348) [PDF 2748KB](273)

康开丽:《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英文）

崔潇月

2019, 2(3): 572-573.

摘要:

[摘要](543) [PDF 1805KB](321)

尹锡南:《印度诗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