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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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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既存状态与瘟疫讲述
塞缪尔·韦伯
2021, 4(1): 9-24.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1
摘要:
本文首先将流行性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等传统鼠疫与当前的流行疾病区分开来,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作者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们对疫情的体验是如何又是为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故事性的讲述的。本文认为,瓦尔特·本雅明发表于1936年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为探讨该问题提供了一套有效的理论框架:此文得出一个结论,即讲故事是对极端困境(亦即德语中的"Ratlosigkeit")的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并不是要解决困境,而是为了提供“建议”或者忠告(Rat),吁请人们创造更多的故事。简言之,即便是史诗中最宏伟的篇章《奥德赛》也倾向于佐证本雅明的观点:“任何一个故事都应当以这样一个问题收尾,亦即‘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假如讲故事的人只能从死亡手中借用权威,那是因为死亡根本无法给予任何人永恒的权威。讲故事的人所拥有的时间,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有限。话虽如此,前面总会有另一个故事在等着我们。
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方法论启示:中国学术如何融入世界学术?
贾晋华
2021, 4(1): 25-35.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2
摘要:
语文学是中西共有的学术传统。在西方,始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语文学源远流长,被誉为现代人文各学科的源头。在中国,涵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语文学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的根基,至清代乾嘉学术达到高峰。20世纪初以来,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及人文学科的分枝散叶,语文学在东西方都衰落了一段时期。但近三四十年来,语文学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复兴和变革的趋势,先后出现各种新语文学,并正在发展成为世界语文学。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强调通过考证和阐释原始文献(文本的和其他载体的)而全面探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意义,从而有可能将人文各学科重新融会贯通。由于是中西共有的传统方法,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可以抛开无休止的中学西学之争。由于强调考据训诂与分析评论相结合,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导致既有厚实文献基础、又有深刻义理阐释并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世界一流成果,从而真正融入世界学术。
可预见性与不确定性:《史记》人物的结构性分析
杨蕾
2021, 4(1): 36-55.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3
摘要:
本文从文本结构的角度出发,分析司马迁(约前145-前86)史学著作《史记》中的人物塑造。其高超的人物塑造一直被认为是正史中艺术水平的高峰,原因一直被归结为外貌、语言、行为、心理等若干类别的生动描绘。然而,这些互相割裂的类别过度强调人物单一方面的描绘,实则造成了对各类人物特征之间内在关系的忽视。叙事学关于“人物”的定义强调人物的整体性,揭示出人物多个特征之间的互动。人物的文本本质实则是一个依托于稳定、统一叙事文本的,且逻辑合理的多个特征的综合体。《史记》与更早的历史叙述之间在人物塑造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文本结构的不同:早期独立片段式的叙事单元仅仅支持碎片化的人物塑造,而《史记》统一、完整的文本结构则可实现在篇章层面上连贯、融合的人物描绘。从先秦叙事文本到《史记》,中国史学叙事经历了结构上的重大转变。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本形式通过稳定文本次序建立了篇章内部的逻辑。因此,《史记》得以通过缜密的、特定的文本次序赋予人物特征;其文本的整体性锻造了连贯、有机、完整的人物形象,显著区别于其他早期史书中碎片化或前后矛盾的人物。同时,其故事情节合理地综合了不可预知因素,使主要人物曲折的人生道路得以展现。本文认为《史记》人物性格的预见性与事件的不确定性有机融合,强化了历史过程而非事件结果的重要性。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源之一。
诗人译者与个性化反叛——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杜诗英译的翻译策略
徐依凡
2021, 4(1): 56-82.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4
摘要:
1956年,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诗选译集《中国诗百首》,其中共有35首杜甫诗歌的英译。这部译诗集不仅是汉诗翻译的优秀作品,也称得上是一部美国诗歌经典,笔者立足于雷克斯罗斯既为诗人又为译者的双重身份,探讨在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诗歌发展背景下,雷克斯罗斯通过汉诗英译对诗坛领袖艾略特所提出的“非个性化”理论所展开的质疑与挑战,而这种反叛的内核,正是对这一理论背后的整个西方传统价值的颠覆。笔者通过具体文本的技术性分析与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阐释,求取雷克斯罗斯在特定的目标与立场下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讨论他在这些翻译策略中所投射的审美反思,尤其是重新观照了人与世界之相处、情感普遍性与个别性以及传统与个人的意义等诸种问题。通过这些特殊的策略,雷克斯罗斯把异域文化的差异审美价值引入了本土语境,并开启了英语表达的更新与激活,推动了个体审美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修正。本文在翻译史、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的交汇点上,讨论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杜诗在整合异质性与本土价值的过程中,把第一人称唤回文本并解放个体情感,从而在诗人译者对杜甫诗歌的个性化诠释中完成对本土诗学理论的反叛。
实在论与建筑
格雷厄姆·哈曼
2021, 4(1): 83-8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5
摘要:
“现实主义/实在论”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会有众多不同指涉,但我们大可将它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常见于艺术和政治领域,它倾向于将“真实”定义为无可被否认的丑陋的生活事实。我们可称之为“内在实在论”。第二种在数学中最为显著,它倾向于认为真实比任何现象界的事物都要优越。我们暂且称之为“超验实在论”。哪种实在论才是建筑学应当遵循的模式呢?答案为两者都不是。这是因为内在实在论观照下的建筑学往往“抽离”(overmine)建筑物本体,而将建筑物本身化约为它的功能或设计;而超验实在论则是将建筑物“解离”(undermine)为每座伟大建筑物都具备的几种功能元素,甚至是几何立方体。反之,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建筑需要形式和人的功能的“不纯”混合。本篇论文由此对伊曼努尔·康德过分强调“纯粹性”(purity)以至将其与“自主性”(autonomy)混为一谈的美学观念提出了重要质疑。康德所说的纯粹性,实际上是指两种特定的实体的分离:(1)人的感知,(2)其余一切事物。在这一方面,他遵循了现代哲学的中心教条,认为人类是一种与宇宙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会自动污染所接触的任何东西。因此,康德认为建筑不能被称之为纯粹的美,因为在他看来,建筑具有使用价值,而这一事实使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康德因此而忽略的是,人类观察者与其所观看的艺术对象已然成为一个独立于环境的新的第三对象,哪怕它的两个构成元素(人类和艺术对象)不再彼此独立。
被叙述的贡桑诺尔布——新旧版本《蒙古土产》研究及其当代意义
代乌日瀚, 周阅
2021, 4(1): 89-104.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6
摘要:
河原操子是开启内蒙古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执行秘密任务的人物。其于1909年出版的《蒙古土产》主要根据自身在内蒙古喀喇沁右旗的两年经历(1903年12月-1906年1月)而写成,在日本再版两次(1944、1969)。此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是非常独特且复杂的文本,这源自河原操子对喀喇沁蒙古王贡桑诺尔布的叙述。贡桑诺尔布是内蒙古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而作者笔下的这位王爷与现实情况具有偏差,这不仅与双方目的之不同有关,更是复杂的时代环境造成的。通过对新旧两版《蒙古土产》进行文本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不仅可以还原真实的贡桑诺尔布,还能揭示河原操子的书写意图,亦有助于从另一视角挖掘日本对华政策和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
一种复写:汤亭亭的《女勇士》
刘小青
2021, 4(1): 105-12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7
摘要:
汤亭亭(又名马克辛·洪·金斯顿)的《女勇士》是最为成功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之一。本文并未将此书当作一名在唐人街长大的亚裔美国女孩的个人自传来阅读,而是将它看作是对那些在追忆和当下之间徘徊、以中美纽带的符号形象存在的亚裔美国女性故事的全面讲述与书写。汤亭亭以其独特的复写策略重新审视了亚裔女性的生存意义。她不仅揭露了有关亚裔美国人的“官方”史册中禁忌的、隐匿的、不言而喻的、被误读或被掩盖的事实,而且还改写并重铸了这段历史。尽管如此,她并不打算用她的故事来抹去或取代其他故事版本。与此相反,当她把自己和像她一样的女性写进历史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声音和版本于书中互补,有时甚至相互冲突,从而形成了历史的现实。不仅如此,她还以全新的写作风格,将亚裔女性的梦想、幻想和想象也写进了历史。正因为此,汤亭亭超越了各种界限,通过多重声音和不同版本的互动,改写了亚裔女性的历史。她不仅以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名女勇士,更使所有为这场斗争贡献力量的女性成为了女勇士。
历代小说僧尼形象之演变与社会风习
王子成
2021, 4(1): 129-146.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8
摘要:
作为文学形象之一种的僧尼,自出现至今,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历代小说文献中,虽然不乏高僧大德的形象,但总体来说,随着时代发展,而僧尼形象的演变基本上是由清雅变世俗,由受人尊敬变得令人不屑乃至厌恶痛恨,特别是明清时代,淫僧恶尼屡见不鲜。他们的恶习恶行,不仅败坏了山门,也危害了社会。文学作品中僧尼形象的恶变,究其因,不外乎人性之恶和社会风习之恶的相互影响、合力作用所致。对历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之僧尼形象恶变轨迹的探索,以及恶变原因的分析,有着深层的文学史意义和积极的社会学意义。
访谈录
声音诗、语言诗、概念诗与乌力波——玛乔丽·帕洛夫教授访谈录
玛乔丽·帕洛夫, 冯溢
2021, 4(1): 149-159.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09
摘要:
作为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和当代诗歌批评家之一,玛乔丽·帕洛夫教授撰写了14本学术著作,其中最近出版的是《反讽的边缘:哈布斯堡帝国阴影下的现代主义》(2016),和近400篇论文。我非常荣幸地在2019年的CAAP会议上遇到了帕洛夫教授,当时她作了题目为《向后阅读诗歌:埃兹拉庞德《诗章》中的视觉和声音设计》的大会主旨发言。这次采访主要围绕诗歌的声音及其在诗歌中如何传达意义的重要性。从庞德在《诗章》中使用无声的中国表意汉字谈起,帕洛夫教授谈到了她对各种主题的独特理解,从声音诗、谐音翻译、乌力波到语言诗、概念诗和当代最新趋势美国诗歌。她认为,庞德使用中国的表意文字会使《诗章》中的意思丰富并增值,因为“一个表意文字可以传达正常书写中许多单词所能表达的内容”。作为长期研究语言诗歌的重要评论家,帕洛夫教授展示了她对语言诗歌与其后继者概念诗歌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她对数字化和多媒体时代的诗歌未来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同时,她还提供了对声诗的定义,举例说明了声音模式如何创造意义,并阐明了乌力波这一重要的诗歌运动。在采访的最后,帕洛夫教授回顾了她70年的诗歌评论家的经历,并谈到了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理解当代诗歌的重要性。
书评
童明著:《解构广角观:当代西方文论精要》
王宏超
2021, 4(1): 163-167.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10
摘要:
保罗·盖尔斯:《美国世界文学:导引》
黄曦灵
2021, 4(1): 168-171.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11
摘要:
娜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
张巧
2021, 4(1): 172-179.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12
摘要:
专题综述
一场“形式”上的“世界文学之旅”——大卫·达姆罗什“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活动述评
杨书睿
2021, 4(1): 183-18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113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