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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6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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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世界主义与流亡:一段未明之缘
加林·提哈诺夫
2023, 6(2): 7-2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1
摘要:
在哲学、文学和艺术中,世界主义主要是指对陌生事物(通常为个体而非集体)持开放态度的特定精神,以及一系列特定的价值观,譬如宽容、好客、对文化和知识的探索欲等。然而笔者坚持认为,世界主义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此文即对政治世界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进行了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世界主义可谓霄壤之别,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并不总是一致的。笔者试图证明,流亡和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惯常认为的那么简单,而描述二者关系的最佳方式可能便是将其称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力(抑或一段未明之缘)。在本文的导言部分,笔者探讨了“世界主义”一词的众多定义,并通过甄别向来被视为统一话语的两种不同阐释来获取更为精细的信息。第二部分中则剖析了引言凸出的两种世界主义——政治和文化世界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为确切地说也是分歧)。为此,笔者以一组左翼欧洲犹太流亡作家为例,分析了他们的作品及其作为没有固定城邦的世界主义者的经历。整个分析中最关键的部分要数对世界主义更为深层次的理解,它既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蕴藏内在矛盾的话语,更是一种重新审视我们思考流亡经历同世界主义态度与实践关系所采用方式的尝试。
挥之不去的卡夫卡味儿
童明
2023, 6(2): 26-38.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2
摘要:
卡夫卡虚构的讽喻和寓言为什么有挥之不去的强烈现实感?本文作者认为,卡夫卡味儿(the Kafkaesque)不是负面情绪的释放那么简单,而是卡夫卡对自由的强烈渴望、对不自由状况的深刻认识以及他独特的文学游戏形成的“负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因而值得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卡夫卡作品中强烈的压抑感,讽喻地指向一种父权/威权的秩序或体系,就其生成逻辑而言,属于“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结构。其社会象征秩序形成权力的“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并遵循荒谬的罪与罚之法,形成两极之间各色人物特殊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用后殖民研究的术语,可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卡夫卡以反讽和悖论呈现绝对权力,比如:卡夫卡以死亡象征绝对权力,但濒死的权力依然有足够力量扼杀上升的生命;此种体系的官僚运作远不止于繁文缛节,而是将残忍和荒谬变成天经地义;它引起的恐惧以封闭空间再现,既狭小又无限大。笔者汲取莎士比亚、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济慈(John Keats)、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的智慧,以卡夫卡若干中短篇为例,深入讨论卡夫卡味儿如何根植于他的美学判断。卡夫卡作品的“美感”是一股潜于无形的善念,亦即对自由的渴望和执着;卡夫卡修辞的魅力之一,是他能将梦魇雕刻为一个个本雅明称之为“形姿”(gestus,gesture)的片刻,形成反讽、悖论、模糊等修辞效果的相反命题并存,为文本解读提供认真思辨的游戏空间。
“Papa”汉语译名考
林中泽, 代国庆
2023, 6(2): 39-6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3
摘要:
11世纪中叶起,papa一词为罗马主教所独用。最早使用汉语“教化皇”指称罗马主教的是利玛窦。艾儒略开始用的是“教皇”,后来改用“教宗”,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亲历过1616年南京事件的王丰肃,摄于政治压力,发明了“教化王”一词,没料到该词为前清中国皇帝所喜爱,因此经常出现在康熙等人的正式涉外文件上。晚清和民国期间,“教化王”或“教王”一词被历史所淘汰,教界信徒多互换使用“教皇”和“教宗”两词。晚清时期,黄伯禄、马相伯排他性使用“教宗”,而李杕、法国教士樊国樑则排他性地使用“教皇”一词。在教廷与民国政府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为了排除法国的干扰,“教宗”一词因较少具有政治色彩而被教会上层人士青睐,从而对中国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仍有部分教会人士,以及教外学者采用“教皇”。相较之下,“教皇”一词更能精确地揭示出罗马主教的本来面目,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较少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偏见,因此是一个值得继续使用的历史名词。
威廉·福克纳与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发生
李萌羽, 张悦
2023, 6(2): 64-8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4
摘要:
新时期以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作家们的普遍关注,引发了“福克纳热”。从新时期作家对福克纳作品的接受来看,其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阅读面和接受度最高,其次是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攻瑰花》,《喧哗与骚动》在新时期文学中影响尤其深远。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天地对中国新时期“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的发生起了催化作用。一方面,它激发了新时期作家的现代民族意识和寻根情结,对新时期“寻根小说”在本土经验的表达、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反思以及文化根性的揭示等层面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以“世界文学”的视镜激发了新时期作家的现代民族意识和寻根情结,使其认识到文学惟有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并对其优劣进行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才能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意识流表现手法以及多角度叙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福克纳文体风格,这对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内化为新时期小说多声部叙事结构范式,深化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旨意蕴。基于中国文化和语境的视野和经验,中国新时期作家的主体性选择使其在对福克纳作品借鉴中存在着接受变异,创作出了兼具“中国气派”和“世界性元素”的文学佳作。
论“意象派”内部的分歧及庞德对“意象”理论的贡献
张同铸
2023, 6(2): 87-9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5
摘要:
“意象派”在英美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关键地位。休姆、弗林特、洛威尔等人都为这个运动作出了贡献,但一般认为庞德才是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组织者,庞德以《诗歌》杂志为阵地,为“意象派”造势,并编撰了诗歌小册子《意象派》。不过在“意象派”内部,庞德曾经受到排斥,并最终离开。几年之后,意象派便结束了。文章认为,这种内部的分歧除了内部领导权之争之外,还体现了其内部成员理论主张上的两种核心区别:是学习法国现代诗理论还是也学习中国传统诗学?庞德并不回避法国的影响。1914年出版的选集直接采用了他自己创造的法语单词“Des Imagists”(意象派)作为标题。然而,与弗林特不同的是,他一直否认“意象派”是法国象征主义的附庸。弗林特和休姆(尤其是休姆)是柏格森理论的热情倡导者,尽管柏格森重视“形象”,但“形象”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中介,最终导致情绪和直觉。继柏格森之后,休姆将“形象”视为一种中介,直到庞德,他才将“形象”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观情感和客观对象的统一体,从而真正发展为“意象”(为此他创造了一个法语单词“imagisme”),成为“对象”本身(主观对象)。因此,我们推断,庞德在柏格森和休姆的基础上发展了“意象”的概念,赋予了它独立的理论地位,从而促进了诗学的发展。庞德的“意象主义”主张里有着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文化和诗歌的影响,这也许才是他能将“形象”向前推进一步发展到“意象”的根本原因。
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古诗意象问题
刘亚斌
2023, 6(2): 96-10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6
摘要: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西方现代诗歌在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中都受到过中国古诗的影响,使得意象又成为比较诗学的热点话题。作为学者化的诗人和诗人化的学者,叶维廉是在中西方现代象征主义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的,且偏爱中国古诗、意象及其技巧方法,同时对意象派诗歌主将庞德的创作及其诗学观念进行过深入研究。意象被放置在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系统,尤其是在语法比较的框架内思考与分析,其语法诗学及所倡导的文化“模子论”显露出结构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语法相比,汉语更具有灵活性,它决定了传统诗歌意象的空间性、静态化和视觉效果的运用,使诗作以自然物象的直接呈现而著称,区别于西方译作及其诗歌重时间、逻辑性、叙事化和各种人为的语法规定。实质上,中国古诗的意象拥有时间性,意在打破在地限制,穿越历史、横跨空间,在时空同一中表现人类普遍性的情感与精神诉求;在自身具足的意象所营构的情境中内含叙述者及其事件和行为,诗歌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景行统一,事件和行动又是读者进入诗歌审美世界、体悟意象和情志表现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传统诗学虽然力图以意象来传情达意,但是同样会为意象造境和画面呈示,而不惜采用限定的连接词。就此而言,叶维廉的语法诗学要走向意象诗学,从传统文化角度廓清中国诗的特性和精义,呈现中国诗学的世界性价值。
民族关系的调适与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反思近年来有关奢香夫人的几部戏剧影视作品
邵文苑
2023, 6(2): 108-12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7
摘要:
陈乐光与欧阳黔森著作权纠纷案的实质是关乎族群身份、人格尊严的公共关系的协商。一些人提出采用是否“忠于历史”的原则来评判公允,然而这一原则对部分采取口头叙事来记忆往事的族群十分不利,也忽略了每场战争的双方会以不同方式书写历史的现实。另一个原则是人所熟知的“现实意义”原则,但民族文学的“现实意义”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并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服从多数”和“坚持各民族平等”等政治话语的影响。本文探讨了这些政治标语如何影响了少数民族民间叙事,以及与奢香夫人有关的创作。随后,通过分析陈乐光《奢香演义》的潜在意图,文章提出潜隐剧本呈现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真理,而非认识论的,直接的提问与对话就可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最后,透过苏晓星的《大明皇帝与彝家女杰》、郭毅的《少女奢香》以及国内外少数族裔写作,文章探讨民族文学书写如何远离“魔鬼的印记”,并提出一种以评估和调适民族关系为目标的文学批评模型,引导作家走向更为平衡的现实重构。
真诚还是伪装?——莎士比亚对十四行诗传统的反讽式改写
徐梓贤
2023, 6(2): 124-13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8
摘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往往被视为英国十四行诗传统的集大成之作,但结尾叙事诗《情女怨》尽管在诗集结构中地位显要,却长期受到学界的冷落甚至质疑。通过细读16世纪90年代一组近期被归入“迪莉娅结构”传统的十四行诗诗集,可区分出维持、和解、反讽等三种诗集结尾模式。莎士比亚的诗集不仅在形式上可视为继承了迪莉娅结构,而且很可能和反讽的结尾模式形成了对话,这要求把结尾叙事诗把握为从整体上理解莎士比亚诗集的重要关节。借助对《情女怨》中一系列元文本意象的分析,可证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和结尾叙事诗之间建立了丰富的互文指涉,进而发展了传统的反讽模式。此外,诗集中对文类传统修辞的戏仿和不可靠的叙述者也可佐证诗集蕴含彼此冲突的多声音视角,进而以一种隐秘的反讽形式改写了十四行诗传统。这一结构性考察为重审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真诚与伪装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有助于说明十四行诗的抒情主人公体现出特定的自觉性和反思性。最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文类上的原创性需要接受精细的语境化。考察伊丽莎白时期十四行诗文类的文化和政治意味——例如爱情话语作为政治欲望的讽喻性表达——可知,莎士比亚的诗集可被视为对十四行诗传统所植根的社会不平等秩序作出的伪装批评。
莎士比亚对瘟疫的使用与不用:从宏观语境到微观叙事
王楚童
2023, 6(2): 137-148.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9
摘要:
这篇论文将通过多个方面论述莎士比亚对瘟疫的“使用”和“不用”。首先,论文参考《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和《俄狄浦斯王》来探讨传奇剧和悲剧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如何导致了作者不同的关注点和叙事模式。在第二部分,论文通过论述莎士比亚对“因果”和“悲剧”的看法来阐明,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只是部分和瘟疫关联,但是瘟疫并不是主因。在第三部分,论文探讨李尔王如何在最愤怒也最脆弱的时刻,将瘟疫变成一种诅咒的语言。这既指向了一个事实,即李尔王的生存环境是由“存在”和“虚无”来定义,同时也滋生出崭新、深刻的思想,让现代读者由此获得一种精神成长。在文章的结语部分,论文重新阐明了莎士比亚对我们现代生命形式的贡献,同时重新思考莎士比亚对瘟疫的“使用”和“不用”:在莎士比亚的时代,瘟疫从未远离,而瘟疫本身归属于自然的范畴。通过运用语言艺术,莎士比亚超越并且重新定义了自然。他用艺术保存的希望之火也是每个个体有意识并且持续追求的目标。
“天之上何物?”——塞韦里尼与中国经典及其对于“朱子问天”的回应
范狄
2023, 6(2): 149-159.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10
摘要:
塞韦里尼(1828—1909)是意大利汉学界公认的开拓者。1864年至1900年间,他在佛罗伦萨皇家高等研究院担任远东语言和文学教授,并在该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神》出版于1873年,是西方世俗学者对中国宗教的最早研究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塞韦里尼主张打破欧洲人对中国宗教先入为主的观念,强调分析中国经典原文的重要性。他批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宗教的解读,认为他们将西方的神学框架强加给了中国宗教,因而他们的阐释是带有偏见的,只因这种阐释方法对他们的传教活动有帮助,而不是出于纯粹的科学兴趣。塞韦里尼主要关注儒教。他对“上帝”和“天”这两大概念赋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这些概念与西方的上帝和天堂概念不同,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理解,而不是参照西方的神学传统。塞韦里尼将中国宗教描述为一种仪式宗教,认为它没有规定信仰教条或对明确定义下的上帝的信仰。由于中国宗教没有教条,它也不包含神学体系。因此,上帝和天的概念不一定要匹配和表达一个连贯统一的神性概念。对于朱熹关于天域的问题(“天之上何物?”),中国传统并没有提供任何统一的答案。在塞韦里尼看来,中国文明提供了一个宽容社会的例子,给予其成员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认为塞韦里尼实际上运用了中国经典权威来支持与之同一时代的意大利政治辩论相关的政治主张。塞韦里尼的研究方法导致了其对古代中国的理想化描绘,过于抽象,缺乏历史准确性。此外,塞韦里尼并未涉猎其他主流宗教传统研究,譬如佛教和道教。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塞韦里尼的研究工作仍是对中国宗教研究的重大贡献。他强调分析中国经典原文的重要性,并批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宗教的误读,为更准确、更细致地理解中国宗教信仰铺平了道路。
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观
刘云
2023, 6(2): 160-17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11
摘要:
捷克的东方研究,及至中国研究,都显示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不一样的内在特质。中国基本上都是作为知识对象而存在的,并不是一个需要被征服的空间。到了布拉格汉学派发展的时期,捷克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同构性更为突出,使得布拉格汉学派具有了与当代中国更为相似的思想底色。在捷克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布拉格汉学派的中国观既有传统欧洲汉学东方主义的影子,但消解了其殖民扩张的因素,同时又突破了19世纪以来欧洲汉学总体上对中国的负面倾向,且融入了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点。首先,布拉格汉学派打破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历史上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负面评价,重新塑造了道德化中国的美好形象,包括道德化的政治、道德化的伦理、道德化的艺术以及道德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个方面。其次,布拉格汉学派对中国艺术的特征以及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方式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中国艺术是使中国人趋向于美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内在的德性。最后,布拉格汉学派一直致力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和发现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对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做了细致深入的阐述,由此肯定了一种发展进步的中国形象,反映出一种自觉的“中国中心观”,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雅各布森论中国近体诗声律的对称美学——兼论近体诗声律的《周易》本源
李国辉
2023, 6(2): 176-19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12
摘要:
俄罗斯语言学家雅各布森1966年在《中国格律诗的组合模式》一文中用对称理论来解释近体诗声律,发现了中国诗律学家未能充分揭示的诗行关系:反对称、镜像对称、镜像反对称。其中的镜像反对称受到了中国科学家杨振宁在研究粒子规律时提出的镜像反照说的影响,即可以通过镜像反照来转换物质与反物质。雅各布森的学说,被高友工继承,后者在《格律诗的美学》中提出了镜像的概念。之后王靖献在《新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中国诗”辞条下,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使用了“镜子效果”一语。这些研究尽管具有科学价值,是准确的解释,但不是如实的解释。中国古代的诗人无法把握量子力学的对称学说,他们只能通过可以直觉到的经验来建设诗律。就文化的根源来看,《周易》的阴阳二分法,与平仄二分法对应;对卦与覆卦的卦变规律,与近体诗诗行的变化规则相同。中国诗人从乾、坤两卦以及屯、蒙两卦可以直接得到对卦和覆卦的经验。而近代诗“粘”的技巧,实际上是先求对卦,再求覆卦(或者次序相反)而得到的。近体诗声律并非是对梵语诗律的模仿,它充分吸取了《周易》的卦变思想,是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征的美学结构。雅各布森发现了一种科学的解释,但对于近代诗声律而言,固有文化的解释更符合历史事实。
书评
(美)苏源熙:《塑造蛮夷:中国文学与多语种亚洲》
范圣宇
2023, 6(2): 193-19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13
摘要:
宇文所安:《皆我所有:北宋时代的快乐、拥有与命名》
陈驰, 周睿
2023, 6(2): 197-199.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14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