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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6卷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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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西游记》中须菩提祖师的口诀及其相关的丹道意象
李奭学
2023, 6(3): 7-32.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1
摘要:
唐僧玄奘西行取经是《西游记》的主要内容,但小说却不由玄奘写起,反由虚构的孙悟空的出世讲起。我们究其原因,除了悟空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位居关键外,另涉及《西游记》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不死的追寻。此一追寻,主要由小说中也是挥之不去的内丹语汇表现出来。本文就文本论文本,仅处理《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传给悟空的一首口诀及其相关的意象,因为这首歌诀实为《西游记》的丹道寓言的总枢,意义非凡。歌诀不长,修辞却相当精致,其中特色之最大者,是不同名词或意象配对成双,而其内涵往往又带有强烈的性暗示,例如日与月的结合、玉兔与金乌的媾合,以及龟与蛇的盘结等等,并及隐寓于其中的姹女与婴孩等阴阳的和合。本文博采丹家诸说,尤重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和或写于明清间的《性命圭旨》等丹经,正面处理须菩提祖师传给悟空的这首口诀,指出上述意象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外,另因某些情节发展而益具丹道上的意义,和《西游记》的主题发展关连尤大。虽然如此,本文最后仍结论道:上述具有性意涵的配对成双的意象,其实中文“譬喻”二字尽可传其神,道其韵,无非修辞而已。丹家或《西游记》中引用这些丹道的书家,无不希望炼家或读者得意便罢,其象捐之可也。
[摘要](170) [PDF 1995KB](20)
“历史终结”抑或“历史重新开始”？——解析达伦多夫冲突理论的思想架构和现实意义
张庆熊
2023, 6(3): 33-5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2
摘要:
拉尔夫·达伦多夫于2009年过世,但是他的“冲突理论”当今读起来尤饱含现实意义。他吸纳了马克思有关阶级和社会关系的学说,融合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和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广阔的包容性。他对社会现实问题观察相当深刻。他关注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工业化社会中的阶级状况、社会冲突、增长限度和全球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稳妥机制。本文以达伦多夫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评为契入点,展示他的冲突理论在世界局势分析中的现实意义,然后尝试阐明他的冲突理论的思想架构,最后结合他对当今社会困局的分析,评述他的冲突理论在处理社会现实问题中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317) [PDF 1751KB](4)
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兴与诗学范式之争
纪建勋
2023, 6(3): 51-74.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3
摘要:
1919—1949年是中国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批有意识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涌现出来,其论著相较于以往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约三十年的时间可谓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兴期。初兴期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前期自发的文学比较和分散的理论随感的基础上,随着中外文学交往范围的扩大,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反思性、理论性大大增强,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在大学教育中确立并展开,比较文学的方法被有意识地运用在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治学方法影响了中国文学破旧立新的探索和发展进程。初兴期比较文学的诗学范式之争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今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摘要](95) [PDF 1768KB](11)
文化和非语言沟通
冯海荣
2023, 6(3): 75-9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4
摘要:
当今的多元文化世界要求人们对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有更高的文化敏感性。本文对现有的跨文化非语言沟通文献进行了评审。文章首先概括介绍了目前的跨文化非语言沟通研究;然后介绍了学者们对跨文化非语言沟通所做的理论化尝试。之后,文章介绍了文化对各种非语言沟通方式的影响,包括肢体语言、沟通时人与人的空间距离、身体接触、凝视、沉默、时间管理、以及面部表情等。文章也对文化空间,一种特殊的非语言沟通概念,进行了介绍。文章最后对有效跨文化非语言沟通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摘要](299) [PDF 1710KB](31)
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谭渊
2023, 6(3): 98-112.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5
摘要:
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最初起主导作用的是一批德国汉学家,他们主要盘点了近代德语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自七十年代起,大批东亚学者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借鉴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使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而中国学者尤其对重要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关系和文化外译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近年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文中指出,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德文学交流研究必须重视从史料发掘、多语种译本比对到“知识场”还原的各个环节;在理论上,必须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在工作态度上,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对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推向深入。
[摘要](95) [PDF 1731KB](5)
中国皇帝、汉字与缠足：弗洛伊德与中国的隔空对话
徐胤
2023, 6(3): 113-12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6
摘要:
弗洛伊德晚年对中国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刻意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工作与生活之中,但其著述却鲜少提及中国。本文梳理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几处论述,总结出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弗氏对中国的了解间接来自19世纪西方汉学家的文字记述。作为服务于西方政治霸权的东方学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在其中被想象成一个有待被征服的异域世界。这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失真话语,也间接渗透到弗洛伊德涉及中国的论述之中。因其独特的犹太人身份,弗氏虽对东方思想表现出一定兴趣,但对泛东方道路持保守态度。他刻意与东方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没有对中国文明作深入研究。其次,弗氏重视语言的心理载荷,推崇文字考古。在前人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下,他认为原始的象形文字蕴含内在的心理规律,并试图借助中文避免语义模糊的内在法则说明梦的心理机制,论证模糊的梦境仍然可被阐释,且具有唯一解。但因其对中文了解有限,这番努力并不成功。第三,弗氏关注古老民族的传统风俗,并将其视作具有普遍心理学意义的文化遗迹。在这一背景下,他将中国女子的缠足风俗解读为阉割情结的替代形式;这一说法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与其对性别、器官和图腾崇拜的认知一脉相承,也是他从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社会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总之,弗洛伊德取中国文化为己用,但也因其认知的局限而留下遗憾。
[摘要](129) [PDF 1701KB](12)
《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
远思
2023, 6(3): 126-13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7
摘要:
19世纪下半叶英、法、德等国对《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进行了不同版本的翻译、解读、文学重构和文本阐释。该故事在欧洲的流变体现了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系统流传过程中的传承性、开放性和拓展性。在英语世界,汉学家艾约瑟、邓罗、卜舫济等人对该故事选段进行了选译和评论,该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的流布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在法语世界,法国汉学家巴维在《三国演义》译本中表现出对该故事中道教地位的关注,又在中篇小说《巫师于吉》中为故事建构了新的叙事框架,将其适配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对故事中的生活细节进行了一些增衍,使故事呈现出更多异域风情。在德语世界,保尔·海泽在对“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情节改编中将德语诗学和文化语境嵌入中国故事,为之进行了独特的美学形式重构和文化内涵重塑。而德国汉学家阿恩特和当代汉学学者对《三国演义》故事情节的征引和阐释则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东方的有意建构,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故事符合西方话语语境的逻辑,从而确认并强化西方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体现了中国故事融入西方文化语境需应对的矛盾,对研究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故事”在西方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呈现出怎样的文化价值的变异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
[摘要](123) [PDF 1710KB](10)
现代欧洲的自我追寻之旅——凯泽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中国文化空间书写
郑家欣
2023, 6(3): 138-16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8
摘要:
德国哲学家凯泽林1919年出版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是一部环球旅行报道,其中记录了他于1912年游历中国的所观所感。本文通过结合文历史语境和思想史背景分析该文本的叙事模式和修辞策略,探讨文本中对异域文化空间的再现在陷入分裂状态的现代个人的主体性构建中起到何种作用,而文本建构中国文化的话语策略反映了欧洲形而上学危机的何种文化症候,进而追问其中国文化空间书写在德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欧洲现代性展开中扮演的角色。文本暗含的成长小说叙事模式,反映了德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国族身份认同追寻和重建欧洲精神的抱负。另外,文本构建出一个静态的、本质主义化、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中国文化空间。这种他者化话语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放置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内,一方面致使西方对阐释现代性的话语权在世界文化版图的新秩序上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景也因此得以自我确认。凯泽林本来带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远走他乡,此时环绕地球一周又回到原点,欧洲的出路还是在现代化进程。然而,西方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国文化时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自始至终处于从属的、被动的位置,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正好说明现代性的生成并非先进的欧洲在带动全球“落后文明”,而是一个中西文化同步互动的动态过程。
[摘要](122) [PDF 1768KB](14)
逐爱的女人与无爱的家庭：资本语境里的中度空间
董琳璐
2023, 6(3): 161-17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9
摘要:
耶利内克笔下的女性角色和家庭空间集中反映了女性个体在社会-家庭、城市-乡村、资本-爱情、家人关系-个体发展等几对二元关系中的处境:以《逐爱的女人》文本为中心,本文分析并阐释了资本域和精神域的中度——家庭域——的存在基础、主要功能及异变原因。确定了“人”、“欲”、“情”作为观察家庭空间的主要因素,家庭空间实际变为由资本控制的类似经济空间:人(作为劳动力的人)、情(爱作为体现人性的高级情感层面)、欲(生理性和动物性主导的低级情感需求,在家庭中以性和暴力为表象)作为三个层面的“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均受到资本逻辑的安排。甚至人、情、欲之间进一步形成了彼此“等价”交换的联系,这也从根本上确立了资本的霸权。不但女主人,女主人的主人(男主人)都是资本的奴仆。“逐爱”是女性个体最重要的行为动机,也昭示了动态的“侨易线路”的可能:逐爱的起点是女性的原生家庭,而逐爱的终点是与男性共建的家庭空间。家庭空间是女性侨易路线的重要节点(或终点),有着一种介于个体空间和社会经济空间的“适度”性质,勾连女性个体与社会外部空间,连接个体的“生理本能”与“社会人性”,包含了一种权力场和价值起效范畴的媒介角色。
[摘要](77) [PDF 1621KB](4)
浮士德与《西方的没落》：论歌德对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影响
刘珊
2023, 6(3): 171-18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10
摘要: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以形态学的方法结合了对文化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在历史哲学领域独树一帜。纵观《西方的没落》,“歌德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歌德对斯宾格勒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方法论上,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以及其代表作《浮士德》当中的精神内涵,都深深内化在了《西方的没落》中。首先在方法论层面,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对斯宾格勒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宾格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历史形态学”以及文化有机论、原初现象等观点,并提出了类比法、直观法、俯瞰法等研究方法,打破了西方历史哲学一直以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研究模式。其次在思想层面,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不仅成为斯宾格勒在分析西方文化时采用的主要文本,同时也成为《西方的没落》中分析近代西方思想的精神内核。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创造了“浮士德心灵”和“浮士德文化”等概念,为后来的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沿用。在歌德的影响下,斯宾格勒强调对历史文化形态进行直观的研究,注重以象征和类比的方法对历史形态做形而上的整体把握,这使得他至今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哲学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宾格勒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开启了西方历史哲学以文化为历史的基本单位来研究的传统。而《西方的没落》中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和警示,同样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有着借鉴和启示。
[摘要](220) [PDF 1692KB](23)
书评
徐新建：《不同而和——中国文学的多元共建》
马克·本德尔
2023, 6(3): 189-19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11
摘要:
[摘要](50) [PDF 514KB](3)
吴子林：《“毕达哥拉斯文体”——述学文体的革新与创造》
朱军, 吕彤
2023, 6(3): 194-198.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12
摘要:
[摘要](65) [PDF 1244K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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