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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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

2025, 8(2): 5-38.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1

摘要:
在十九世纪中期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大门之后，掀起了旨在强化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因甲午之战而宣告破产。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输入物竞天择、人类与物种进化的新世界观，使“物”获得超越道德的形而上地位。谭嗣同在《仁学》中以“以太”统摄思想，标志着某种物质转向，给思想与文学造成冲击波。在文学领域中梁启超与王国维受到日本坪内逍遥的影响而提出“写实”与“理想”的主张，他们的“境界”说使跨语际跨文化翻译之旅更为复杂，标志着中国思想面临“物”的挑战而出现而哲学上唯心与唯物的不同选择。这一认识论分野深刻影响了现代思想的发展，也开启了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潮流。

[摘要](6) [PDF 1476KB](2)

古代文学创作论与西方创作论——相互比较而彰显的文化特性

蔡宗齐

2025, 8(2): 39-52.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2

摘要:
本文以“意－象－言”哲学范式为基础，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以此为参照，提出与西方创作论进行比较的独特视角。西方文论家强调通过静态的自然观照与动态的创造性想象通达精神本体，与中国古代创作论中超验之“意”有可比之处。然二者在“象”之本质理解与心象—物象关系上则存在根本分歧。西方自新柏拉图主义来强调视觉神圣化，而中国的批评家有的遵循道家的宇宙论，强调与道息息相通的心象，有的又接受佛教物象与视觉观，视两者为诱发宗教超验体悟的媒介。西方创作论则普遍将“言”视为形而下之技术性层面，排除于创作主体性之外。对比中国古典文论，言的运用映射出西方千百年来切断文章书写、文章形式与作者创作过程关系的巨大缺陷，而这恰是中国创作论的最大亮点。著者力求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论深度对话，为西方文论提供灵感，予以启发。

[摘要](7) [PDF 890KB](0)

扶乩与表演——兼谈尤侗（1618—1704）的戏曲写作

(美)蔡九迪, 李良子(译)

2025, 8(2): 53-77.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3

摘要:
有关明清时期扶乩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即其与文学文化的结合。扶乩文学具有使过去能够延续到现在的功能，作者的不断复现成为其不朽的证明。明清笔记中对扶乩活动的记叙往往略去灵媒，增强了超验力量的独立存在感，正如剧作家与导演在舞台上的缺席会使观众产生剧中角色真实存在的错觉。尤侗以各种形式记录了对扶乩的喜爱，其扶乩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642至1644年，第二时期是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虽时隔三十余年，但第二时期在某些方面惊人地重现了第一时期的模式：尤侗的密友或妻子离世，使他渴望寻求与往生者沟通或了解其生活的途径，并创作了大量悼亡之作和扶乩诗文。书写，尤其是非公开的书写，因其载体易损，如人的肉身一般无法抵御死亡。这一时期男性文人对女性诗歌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女性诗歌通常是被轻视的，鲜有出版，很容易散佚，因此需要更多的怜惜、关注和保护。女性作品的脆弱易失反映出这一时期女性身体与文本融合的普遍趋势，同时也暴露出男性文人对其作品终将湮灭、自我必将消逝的焦虑。尤侗渴望超越扶乩文学的束缚，呈现一个可听可感的理想女性的形象。编写剧本、观看演出恰可满足这一要求。尤侗的传奇《钧天乐》具自传性质，剧中的男主人公及其经历明显带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尽管剧中并未涉及扶乩，但尤侗对理想女性化身降坛仙女的迷恋和对身后写作的焦虑都绵密地交织其中。

[摘要](5) [PDF 2407KB](1)

明末清初东西方对“朝闻夕死”的诠释及其意义

肖清和

2025, 8(2): 78-98.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4

摘要:
“朝闻夕死”出自《论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同时代的注疏家对“朝闻夕死”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文史著作对“朝闻夕死”的理解也与经典注疏有所不同。晚明天主教入华后，使用西方天主教资源对古儒经典及其术语进行新的诠释，从而赋予其新的意义。以“朝闻夕死”为案例，以文本实证的方法梳理不同注释家的诠释、一般文史作品中的理解，以及明清天主教对其的再诠释，可以探讨在文明互鉴视角下，中西文化在核心概念与思想层面的理解、诠释与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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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声里识低音——从陈垣的一篇佚文论其对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观照

王皓

2025, 8(2): 99-120.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5

摘要:
1927年3月，一位名叫汪兆翔的基督教牧师在《文社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国天主教文字事业的文章。4月，一位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徒张若谷撰文回应汪兆翔，发表在上海的《艺术界周刊》。令人意外的是，张若谷不仅接受了这位新教牧师的所有批评，他对天主教的反思和批判甚至要更为犀利。5月，《文社月刊》上发表了陈垣对汪兆翔之文的回应文章。与张若谷不同，陈垣在文章中基本不涉及议论，只是逐条指出汪兆翔文章中的史实错误，并且含蓄地指出了这些错误的史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徐宗泽司铎的《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文社月刊》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立论最多的刊物，陈垣在上面发表文章，这为我们解读陈垣对该运动的态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信息。汪兆翔文章引起的回应一波三折，整个事件充满了偶然性。将张若谷和陈垣的回应文章对比观察，可以清楚地识别出陈垣对文字事业所持有的较为独特的立场。陈垣重视基督教的“本色化”，但是非常强调“问学”的取径。

[摘要](9) [PDF 1105KB](0)

《畸人十篇》中“乐工歌舞喻”的跨文化会通研究

李安恒

2025, 8(2): 121-131.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6

摘要:
利玛窦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使者。《畸人十篇》中的“乐工歌舞喻”是利玛窦论述欧洲天主教教义和伦理时使用的一则譬喻故事。笔者以比较文化的方法，探究“乐工歌舞喻”同《百喻经》中“伎儿作乐喻”的逻辑关联性，分析其中天主教和佛教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同时探索“乐工歌舞喻”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乐工歌舞喻”并不是单一的天主教譬喻，而是东西方多元文化会通和融合的新产物，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典例之一。

[摘要](5) [PDF 840KB](0)

追忆孙景尧先生

陈纳

2025, 8(2): 132-140.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7

摘要:
孙景尧（1942—2012）先生是著名比较文学教授，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本文作者与孙景尧先生有多年交往，并在2005年至2010年共事于上海师范大学。这篇回忆文章系作者参加孙景尧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后有感而作，文章涉及孙景尧先生的个人经历、学术贡献、敬业精神和为人之道等方面，对于了解那个特定时期的一代学者之成长，以及研究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学术史都具有意义。

[摘要](1) [PDF 753KB](0)

由英文人文社科期刊出版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与英文科技期刊比较的视角

郭田珍

2025, 8(2): 141-156.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8

摘要:
本文首先提出我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具有讲好中国故事的显著优势。然后从期刊数量、国际数据库收录情况、载文内容、出版模式以及国家资助政策等层面梳理我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出版情况。结果显示：相比英文科技期刊，我国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数量少、载文量小，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故事对外表达的规模需求；被国际权威数据库收录少，国际影响力弱；对世界的理论贡献不足，还不具备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能力；对外传播主要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完成；国家资助力度弱。本文提出，政策部署层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部门，应借鉴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项目实施经验，部署中国社科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协同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期刊建设；机制创新层面，探索社科期刊集约化集群化办刊模式；期刊主体层面，创新办刊实践，加强理论研究；国际传播层面，加快造船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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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与纪德——卞之琳小说《山山水水》的艺术资源

许江

2025, 8(2): 157-171.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09

摘要:
亨利·詹姆斯与安德烈·纪德对卞之琳小说《山山水水》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艺术资源的角度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文字世界，可以使理解和阐释更加准确而深入。詹姆斯以特殊的方式追求真实、表现真实，通过对话做心理分析，在叙事中心的设置上给了卞之琳更多的影响；纪德则对爱情与政治有独特的描摹，寄予着对个体进步的思考，在两性情感的抒写、自我认同的路径上对《山山水水》启示较多。两种资源和灵感，两套方法与笔墨，使卞之琳创造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艺术文本、一部独具一格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

[摘要](3) [PDF 896KB](0)

中国“十兄弟”型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流变

吴素君

2025, 8(2): 172-187.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10

摘要:
中国“十兄弟”型故事自19世纪末进入英语世界以来，已历时130余年。本文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该故事类型在英语世界流传的三个历史分期：西方凝视下的“东方奇观”（1890s—1940s），冷战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寓言”（1950s—1980s），全球化下的“多元重构”（1990s以后），进而揭示文化传播绝非中立的信息传递，而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围绕意义建构展开的博弈。

[摘要](2) [PDF 1190KB](0)

海外物质文化交流史的汉学转向及新理路——兼评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著作两种

王晨颖

2025, 8(2): 188-199.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211

摘要:
作为中外物质文化交流史扛鼎之作《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作者，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早已受到广泛关注，而他的另外两部中国古代海岛研究至今鲜为人知。1970年出版的《珠崖：12世纪的海南岛》（以下简称《珠崖》）于2020年引入国内，作为《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书的余韵，出版后却反响甚微。另一部作品《时间之海上的蜃楼：曹唐的道教诗歌》（以下简称《蜃楼》）是他晚年最后一部著作，至今没有中译本。借这两部间隔十五年的作品，得以窥见薛爱华所代表的美国汉学研究内部文学转向。从追问“唐代人生活在怎样的物质世界里？”到描绘“什么构建了唐代人的精神世界？”，薛爱华的两部中国古代海岛研究，弥补了物质文化交流史上这一特殊时空的研究空缺，也为汉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路。《珠崖》以宋前海南岛为研究对象，参考北方流放文人记录，通过形塑与传统乐观旷达不同的悲观孤苦苏轼形象，说明中原文化与黎族文化的融合过程。《蜃楼》则突破传统海岛人类学研究，以虚拟的海上仙山“蓬莱”作为道教研究的切入点，拓宽了海岛研究的传统维度。其“边缘-中心”视角，引入了西方百年海岛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海洋文明研究有重要镜鉴意义，而诗史互证的共情式写作为物质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写作范式。但是，驰想象而缺反思是薛氏汉学研究的弊病，其浪漫化想象虽然增添了阅读美感与趣味性，却也产生了不少知识谬误，部分研究也由于没有深入中国文化运作机制，停留在了浮华物相表层，值得挖掘与警惕。

[摘要](7) [PDF 928K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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