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传统写作中的常规方式是将人声与其他声音混在一起，而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类别化的现象来单独思考。因此，本文的策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不同的“人声模式”（models of voice）的出现。中国早期（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经典著作中对人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存在于儒家关于音乐和诗歌的表述中的“表现性模式”（expressive model），另一种是《黄帝内经·灵枢》中的“生理学模式”（physiological model）。儒家学派早期作品中，声音没有被挑选和甄别出来，也没有被定义或赋予特殊地位，而只是被暗示，被归入人类声音和运动表达的无差别模式中。《黄帝内经》则提供了一套对发声器官的详细描述。在六朝（公元三至五世纪）的宫廷文学中，作为自然乐器的一种，人声模式在几个有意思的方向上得到了发展，出现了“肉声”“啸”“语音作为固有的音乐”三种模式。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中，可以看到将具有自主性的人声作为分析类别的最充分的表达。它主张使用现代的技术方法训练人声，作为修复过去和现在音乐之间的断裂的理想化工具。在徐大椿的戏曲观中，只有两样东西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不是旋律和节奏，而是调式和模式系统以及对演唱口型方法的需要。只有发出音响的人声才能使人类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秩序协调，使人类的治理与圣王的教义一致。但不仅如此——只有训练有素的戏曲的歌声，通过对人类天生拥有的发声工具的完善，才能实现人声的这种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