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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6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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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杜威·佛克马与世界文学研究
王宁
2023, 6(1): 7-22.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1
摘要:
在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一般都要引证美国学者莫瑞提和戴姆拉什的著述和观点,但是却忽视了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涉猎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佛克马。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佛克马就发表了一些文章,广泛涉猎了世界文学问题,并与当时颇受热议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等问题相关联。佛马克由于早年所受过的汉学训练和后来又受到的西方文学理论训练,从一开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自觉地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他对世界文学问题的涉及始自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他不仅在自己主编的多卷本《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后现代主义分卷”中邀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撰写有关章节,而且还在晚年专门研究了中国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从而将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艺术思潮来考察。此外,他还与时俱进地涉猎了新世界主义的建构,并将中国儒学中的世界主义因子作为参照进行重构。这些都是他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理论建树。
近代北京的三种英文学刊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
顾钧
2023, 6(1): 23-41.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2
摘要:
辛亥革命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中外学术交往的深入,在北京出版了多种英文学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它们均未有系统研究。本文作为首次尝试,在全面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三份主要刊物《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辅仁英文学志》《燕京社会学界》的创办过程、作者队伍和主要内容。这些英文学刊见证了中国传统学术如文学、史学、哲学的国际化,也见证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些刊物曾拥有一批学术精良、英语熟练的优秀作者,但很多长期被学界淡忘,即使是一些知名人物,他们的英文文章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选取各个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揭示留学生群体对于知识迁移和近代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贡献。这三份英文学刊的创办不晚于同类的中文期刊,但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北京的学术中心地位。考虑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做到这一点就更显得可贵。这些学刊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今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如何直接用英文的学术话语来表述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二、如何将优秀的中文学术成果翻译成英文,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三、如何创办中国特色的英文刊物,使之真正具有学术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
《蓝莲花》的创作及其背后的启示:埃尔热与张充仁的跨文化对话
潘致远
2023, 6(1): 42-7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3
摘要:
创作于1934—1935年间的比利时漫画《蓝莲花》是《丁丁历险记》系列中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由漫画家埃尔热和在布鲁塞尔学习西方美术的上海留学生张充仁合作完成。本文认为《蓝莲花》中传达出不同文化间的互相理解是其长久生命力和价值所在。现有《丁丁历险记》和《蓝莲花》的研究对于埃尔热和张充仁的相遇及其影响方面或过度神秘化、或稍显简单化。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学语境,以声援抗战、打破既定刻板印象两个特点为例,深入分析埃尔热和张充仁的跨文化对话对作品产生的影响。漫画内容进一步反映出了两人在合作过程中深入交流的长远意义:不仅沟通了新知,更促成了从彼方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创作于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上,《蓝莲花》成为了向其读者传达文化尊重和包容之观念的媒介,影响至今。
追寻机械身体观的法国思想之源——从笛卡尔、拉·美特里到利尔·亚当
吴湜珏珊
2023, 6(1): 74-8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4
摘要:
“身体”一直是西方哲学与思想史中的重要议题。在二元论的对立原则下,身体仅仅是灵魂的附属,并随着西方科学的不断发展,逐渐沦为机械论的产物,而机械论身体观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当代科幻叙事对身体的重构。本文将梳理出一条机械身体观在西方思想史尤其在法国哲学中的发展脉络:从中世纪解剖学对身体的基本认知到笛卡尔机械论的核心观点“身心二元论”,再到18世纪法国医生拉·美特里所提出的观点“人是机器”,最后在19世纪法国作家利尔·亚当的小说《未来夏娃》中找寻对于机械论身体观的科幻书写,并探讨在新的数字技术时代之下,机械论身体观对未来人类身心关系与身体存在图景诸种可能的预设与影响。
先秦之“道”与旧约之“道”——一个从语义到观念的考察
彭英龙
2023, 6(1): 88-11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5
摘要:
德国学者曾德尔对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中的道隐喻(Wegmetaphorik)作了翔实的考察,其研究对重审中国文化的“道”也不无启发。模仿其研究方式,可以发现,汉语中的道隐喻也不仅体现在“道”这个词中,更体现在涉及“道”的整个语义场的各类表达中。语义学考察将揭示出,先秦文献中的道隐喻与希伯来语圣经中的道隐喻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道隐喻的两种主要类型可以被命名为“做事是行路”和“生活是行路,命运是遭际”,二者又可以细分为各种类别,它们在先秦汉语文献和希伯来语圣经中都有广泛而丰富的呈现。语义学考察的最终目标是揭露背后的文化观念。先秦汉语文献与希伯来圣经中的道隐喻常常带有价值规范的意味,其两种主要类型还可以相结合,以传达“德福一致”的理想。在先秦汉语文献和希伯来圣经中,涉及道德评价/伦理规范的“做事是行路”的子隐喻都是核心类型。但中国文化很早就世俗化了,而犹太民族的文化是有神论的,这导致道隐喻上的一些分别,如希伯来圣经把以色列人这一民族的命运视为一场旅行,而这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对应物。李炽昌曾倡导中国研究者可对圣经采取跨文本阅读。以语义学考察为基础的对先秦之“道”与旧约之“道”的跨文本比较研究将加深我们对文化的共通性与特殊性的理解。
阿索尔·富加德《火车司机》中的白人罪感与史诗剧元素
木羽
2023, 6(1): 111-13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6
摘要:
阿索尔·富加德是南非当代著名的自由主义剧作家,其2010年创作的独幕剧《火车司机》(The Train Driver)展示了白人司机在意外撞死了自杀的黑人妇女后难以化解的内心罪感和他在一名黑人掘墓人负责的墓地寻找该妇女坟墓的过程。该剧是富加德在后种族隔离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它不仅呈现了自由主义白人以往的罪感意识,即因种族隔离造成的社会不公难逃良心谴责的伦理状况,延续了以道德忏悔寻求与现实和解的艺术表达,还结合了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揭示了新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之后的历史困境,进而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当中审视白人罪感。本文的核心论证从“史诗戏剧”的形式入手,试图阐释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富加德对白人罪感的认识有何变化以及为何以“史诗戏剧”的形式来呈现罪感。文章展示了《火车司机》的独白对白人罪感的呈现,再分析了剧中对白、开场白和收场白的设置与产生的间离效果使得防止观众轻易认同于白人罪感。文章进一步指出墓地背景、守墓人的破败居所以及音响效果等舞台设计所指涉的新自由主义现实问题,进一步展现《火车司机》的戏剧形式所带来的间离效果促使观众理性思考:黑人妇女的死亡并非是白人司机的过错,而是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所迫,但白人火车司机盲目在于其只感罪孽深重,而不去深究酿成悲剧的现实。本文发现,在《火车司机》中,富加德超越了其以往对罪感的认识,改变了戏剧呈现方式,意识到以仅获得罪感意识与伦理忏悔的方式不足与社会现实达成和解。由于时代的变迁,富加德选择以史诗戏剧的形式唤起观众探寻黑人命运无法得到改变的真相,从而呼吁观众在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中思考酿成悲剧的根源,寻求新的种族和解之路。
香港《亚洲文会中国支会会报》的文学译介(1847—1859)研究
易永谊
2023, 6(1): 134-15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7
摘要:
香港早期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及其会报罕为人知,却是在华英国汉学最早的学术尝试。该支会由当时殖民地政府赞助发起,且由香港总督充任会长,发起于第二任港督兼汉学家德庇时的支持,衰落于第四任港督翻译家包令的离任。该支会会报折射出英国汉学首次在华殖民地的建制性探索,其中文学翻译更是体现英国汉学切合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传统。三位译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势必影响其翻译动机与译介策略。首席裁判司奚礼尔对《大学》的文学性重译,侧重于社会管治的文化挪用策略;商务总监汉文正使麦华陀以知识考古的策略,翻译古埃及墓葬瓷瓶铭文上的汉文诗句,参与当时汉学界对此话题的讨论;香港总督包令采用自由主义的多元策略英译林则徐的流戍诗,以诗史结合的方式向英国人全面介绍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与文学家,力求以文学翻译达到文化沟通,纠正英国人对中国的民族偏见。考察该会报所涉三个文学翻译案例,可知作为当时殖民精英的译者不但意在服务殖民管治、参与汉学对话与帝国情报,而且客观上也推动香港殖民地汉学进入亚洲文会的帝国学术网络。由此,会报刊载文学译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配合殖民精英的翻译策略与汉学追求,衍生出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历史性理解。
科幻小说中的生命伦理学:《美丽新世界》中幸福的道德启示
赵秀红, 吴文清
2023, 6(1): 157-17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8
摘要:
有关生命伦理的探索一直是现代科幻小说的经典主题。随着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快速发展,基因编辑技术及其潜在的伦理困境和选择业已成为近年来科幻小说创作的重中之重。这些作品通过“人造人”“移植”“实验室婴儿”“基因编辑”“精神控制”和“基因强化”等主题捕获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势头和潜在风险,重点关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对人体自我控制的影响和对人类繁衍路径的重写,及其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的强烈影响。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即描绘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欲得到满足,人性在金钱和机器的残酷影响下被毁灭,而其根源之一正是生命伦理意识的淡薄。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异化导致爱和责任的丧失,生命伦理道德被践踏,美德意识被抛弃,所有这些都可能致使不恰当的生命伦理选择反复出现,最终导致幸福的沦丧。从本质上来讲,赫胥黎的小说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和享乐主义时代追求美国梦的人们复杂的情感和迷惘的价值观。而在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理论中,他者总是优先于自我,具有无限的绝对性和超越性。这一点正是通过责任与自由的不对称,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来体现的。赫胥黎的小说以此为理论契机发掘了一个道德反思的机会,证明了自我认同实际来源于他者的存在。只有在培养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同理心的过程中,才能揭示自我主体性,才能充分发挥唯物主义和技术手段的现实作用,超越“自我”和“当下”,体验生活中幸福和意义的存在。
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
王国礼
2023, 6(1): 171-181.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09
摘要:
当代诗歌的语言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国古典诗歌观念的浸润,也受西方诗歌的直接影响,是本土性与西方影响的“杂糅”。从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它从一开始就肩负了文学革命与民族独立的双重使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而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大多从上述两个层面进行,由此引发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论争。其中宇文所安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认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缺乏古典诗歌的底蕴,诗人用一种受西方影响的话语表达方式讨好西方读者,是西方诗歌的翻版,缺乏独创性。奚密、周蕾等人从本土性与外来影响的不可分割性对宇文所安有关现当代诗歌“中国性”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此外,现当代诗歌中蕴含的政治主题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从顾彬、杜博妮等人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被边缘化后,有些研究者从场域的角度去审视当代诗歌的生存境遇。西泽·尹伍德分析了中国当代诗歌界各种“场域”之间的斗争与冲突:大众媒介和能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网络制造了大批的大众文化诗人,诗歌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文体;而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竭力维持诗歌创作的水准、认同诗歌的传统定义以及中国非诗歌阅读群体的保守期望。
访谈录
日本战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中的饭塚容——饭塚容教授访谈录
饭塚容, 孙若圣
2023, 6(1): 185-194.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10
摘要:
饭塚容是日本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及翻译家,2011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目前国内有关饭塚容的访谈与研究已有数种,这些成果主要围绕其中国文学观及翻译策略展开。而本文关注的是日本战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脉络中的饭塚容。饭塚容是著名中国文学学者饭塚朗之子,毕业于东京都立大学,受教于竹内好的嫡传弟子及助手松井博光和饭仓照平。通过访谈可知,饭塚容一贯的学术兴趣在于发现中国文学中的外国文学影响因素,而这种学术兴趣的形成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即饭塚广泛涉猎世界文学的家庭教育背景,以及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系的自由学风。另一方面,饭塚容在近50年的学术生涯中参与了几乎所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重大译介项目,而竹内所创的“师生一起工作”的学术训练方式为饭塚容组织这些翻译项目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由此,本访谈梳理了饭塚容的师承与他在日本战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与贡献,在为海外汉学研究提供知识的同时也对探索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贡献了力量。
书评
张隆溪:《中国文学史》
王骁
2023, 6(1): 197-199.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111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