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的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通过回向原点的方式,持续校正学科形态,明确学科立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纵深化、细节化的研究方式,也带来了诸如对整体性关注不够的问题。借由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这一问题可望得到有效解决。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经历四十余年的发展，在概念辨析、方法思路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整个过程经历“求同”“存异”到“综理”的发展阶段，研究的整体意识和比较特性逐渐显现。“海外华文文学”从概念上指代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地域上的特殊文学类型，更是一种“错位地”思考全球现代性的“文化事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持续辩证内外、华夷、主次、正变、动静等问题，以思考“中国性”和“本土性”作为自身最关键的问题。它以对“根”和“径”的探讨来说明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和在地性，也借对“势”的挖掘来说明身份确立过程中所充盈的伺机而动、蓄势待发的能量和流动性。晚近提出的“华语语系”“华夷风土”等观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前者力图以差异和少数实现对抗，后者则关切文学和自然、社会、精神等层面的紧密联通关系，强化文学的人间面向，回应文学的本体论问题。但无论是对抗还是对话，这两个新的观念都驱使我们注意海外华文文学内蕴的流动、联通特性。它处理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外文学的关系，更是对所有少数跨国主义文学实践的思辨。如同风浪的往返律动，海外华文文学代表了在不同的文化经验之间做来回对话折冲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思考并凝练一种基于对话和关系的“海洋诗学”。

本文对夏宇的诗歌进行了深入评析。夏宇是华语界的著名诗人，并且是一名“狂热的形式主义者”。通过关注夏宇作品中的主题、语言和形式创新，笔者强调诗人独一无二的诗风和贡献。爱情是夏宇诗作中的重要主题。爱情可谓是诗歌最古老的主题，然而夏宇对它的处理总能冲破传统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语言是夏宇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只因她的前卫风格与其对语言表意能力和诗歌本质的探索密不可分。此外，夏宇通过操纵文字的形、声、意所获得的乐趣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擅长修辞手法，而且对语言形声的运作亦独具匠心。可以肯定的是，夏宇的风格完美体现在她的语言、诗学和形式上。并非所有的形式实验都同样成功，但她使书籍设计成为阅读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创举不仅令人钦佩，且在现代汉诗史上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夏宇诗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想象力丰富，极富野心和掌控欲，敏感而略显神经质，个人主义色彩鲜明。这个诗人形象也延伸到她的出版事业当中。虽然自行出版在现代汉诗史上并不罕见，但夏宇明确地站在反商业、反体制的立场上。夏宇的风格——包括语言和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及富有创意的书籍设计——使她成为华语诗歌界的偶像人物，一位拥有众多忠实追随者的“诗人中的诗人”，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经典成长小说的情节主线为年轻主人公在社会不同领域漫游经历而通过自我教育发展成长为完全人，反映了启蒙主义时期的发展进步观与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当代德国作家夏兰斯基的《长颈鹿的脖子——教育小说》与王安忆的《匿名》都颠覆了成长小说经典叙事模式，描写了主人公的“退化”历程并以成长失败为结局，代表当代成长小说的最新发展趋势。两部小说都在虚构叙事中嵌套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虚构与写实的张力，并且从自然史的角度审视文明史，反思高举发展进步旗帜的启蒙历史观，通过与动物性的参照质疑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两者经由描写在文明的缝隙之中、在历史的巨轮之下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局，以虚构叙事构建回忆空间，在唤起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独特场所中回访历史。《长颈鹿的脖子》的反讽风格显示出对乐观主义的进步观和人性理想的深刻批判和彻底质疑，而《匿名》的批判性较为温和，对现代文明的态度较为暧昧，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破碎的艺术世界中仍寻求文化总体性的努力。本文尝试以成长小说这一文类为对话平台，通过当代中德成长小说的互资镜鉴与双向阐发，发掘中国成长小说的美学特质，同时通过文本批评反观文类理论的有效性和时效性，破解西方文学的“主体性迷思”，也说明现代成长小说叙事特征所引起的文类存亡与否的争论，其实正好凸显了成长小说内在固有的反思机制及其体现的现代主体性悖论。

本文以提问的方式与乐先生展开对话。从乐先生的七十年北大历程，可知她所取得的成就，既与自身永不停止精神求索有关，同时也离不开两代汤先生的恒久支持与宽容；乐先生认为，现代中国的时代需要以及中国知识人的忧世情怀使得她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是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焦点，而论述的展开则以新人文主义的价值目标为基本诉求；在方法论上，要注重对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研究的水平上去了，方法的问题也会跟上去；她还要求把关注的层面做进一步的扩大，不光是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而且还要在跨学科、跨文化以及人类命运与精神共同体的层面上来关心和讨论问题。最后，乐先生还就意味深长的"无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本文全面考察了自1926年《阿Q正传》译本到1954年英译《鲁迅小说选》的出版情况。在近三十年当中,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其中《孔乙己》有四个译本之多。这一成绩无疑归功于翻译家们的努力。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西方汉学家如金守拙、米尔斯;旅居海外的中国翻译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中国本土翻译家如冯余声。本文从选材、语言、接受情况等三个方面比较了各类译本,对于一直被忽视的作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本文尝试以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为中心，考察清末民初的南北文学想象，力图在近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传统空间地理意识转型的双重视阈之下，勾勒南北文学论述脱去其传统政治意涵而转型为一种近代知识的历程与轨迹。刘师培的南北论述集中于其服膺民族主义思想的"光汉"时期，核心在于追问为何北方古代文教昌盛，而至近代却文化夷陵、不如南方。认为这一论述承接文质、夷夏、正闰相结合的前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资源，同时也在传统天下观消隐、现代民族国家竞存的新世界格局中发生着形变。刘师培南北论述虽然承接了传统的地域风俗论，但其论述的基底却是明确的现代科学世界观，其间体现着古今空间地理观念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