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西方现代诗歌在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中都受到过中国古诗的影响，使得意象又成为比较诗学的热点话题。作为学者化的诗人和诗人化的学者，叶维廉是在中西方现代象征主义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的，且偏爱中国古诗、意象及其技巧方法，同时对意象派诗歌主将庞德的创作及其诗学观念进行过深入研究。意象被放置在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系统，尤其是在语法比较的框架内思考与分析，其语法诗学及所倡导的文化“模子论”显露出结构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语法相比，汉语更具有灵活性，它决定了传统诗歌意象的空间性、静态化和视觉效果的运用，使诗作以自然物象的直接呈现而著称，区别于西方译作及其诗歌重时间、逻辑性、叙事化和各种人为的语法规定。实质上，中国古诗的意象拥有时间性，意在打破在地限制，穿越历史、横跨空间，在时空同一中表现人类普遍性的情感与精神诉求；在自身具足的意象所营构的情境中内含叙述者及其事件和行为，诗歌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景行统一，事件和行动又是读者进入诗歌审美世界、体悟意象和情志表现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传统诗学虽然力图以意象来传情达意，但是同样会为意象造境和画面呈示，而不惜采用限定的连接词。就此而言，叶维廉的语法诗学要走向意象诗学，从传统文化角度廓清中国诗的特性和精义，呈现中国诗学的世界性价值。

卫方济（1651-1729）在中国礼仪之争最后数十年纷繁复杂的气候下发表了《中国六大经典》和《中国哲学》两部译作。为能使中国基督徒免于种族身份与宗教身份难以兼容的尴尬处境，他探索出了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来阐释儒家经典的一种文本研读模式。因而卫方济的译本有着相当的自由性-他尝试将儒家经典文本与尼各马可伦理学（或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相融合，而非仅从文字层面来进行翻译。这一融合得以展现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与超越文化藩篱的普世真理。正是这一融合使克里斯蒂安·伍尔夫、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哲学家深受启发：它是尚未被殖民与后殖民理论禁锢的纯理性理念，是那个文化交流还未被西方思考模式固化的时代话语丰林中的一枝秀株。

在安德烈·纪德看来，旅行文学俨然是一种与异乡新人类在文本和文化政治层面的邂逅。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旅行文学全面研究的一部分，本文在中国革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游记作品中探索了他们与苏联人的邂逅，并试图将这些相遇置于20世纪上半叶苏联游记的全球谱系当中。

“九叶派”诗人之一郑敏是百年现代汉诗的亲历者。作为一个承接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两个时期的女诗人,郑敏成为英语学界获得较多关注的当代作家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其诗歌逐渐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翻译家、汉学家的译介与研究。本文以郑敏诗歌的英译为个案,梳理了她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语境、传播方式与学术评价等,以此探寻中国现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有效策略。

在接受刘耘华、倪琳娜两位学者的访谈过程中，安乐哲援引了中国哲学经典中的几个范例来论证以下观点：应当充分运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帮助古老的传统用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说话。安乐哲表示，要想深入品鉴中国语境所孕育出的各种差异，必须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从西方视角来讲，我们在理解中国哲学时一直沿用的是西方传教士所创造的语词体系，从而造成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被边缘化，甚至沦为一种所谓的“东方宗教思想”。而从当代中国视角出发，我们理应意识到，我们事实上正在使用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哲学术语之汉译本，来促成汉语和西方现代性的融合。无视此种对西方现代性的挪用，只会导致我们深陷中国式“先验说”“普救论”等令人遗憾的假说泥沼，而无法正确地将儒家真义理解为对人文价值的普及。讽刺的是，后达尔文主义对西方哲学叙事进行内在批判时针对先验说和普救论所提出的尖锐主张一直被当作一种谬论而遭到普遍抵制。

语文学是中西共有的学术传统。在西方,始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语文学源远流长,被誉为现代人文各学科的源头。在中国,涵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目录学、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语文学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学术的根基,至清代乾嘉学术达到高峰。20世纪初以来,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兴起及人文学科的分枝散叶,语文学在东西方都衰落了一段时期。但近三四十年来,语文学正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复兴和变革的趋势,先后出现各种新语文学,并正在发展成为世界语文学。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强调通过考证和阐释原始文献(文本的和其他载体的)而全面探讨其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意义,从而有可能将人文各学科重新融会贯通。由于是中西共有的传统方法,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可以抛开无休止的中学西学之争。由于强调考据训诂与分析评论相结合,新语文学/世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导致既有厚实文献基础、又有深刻义理阐释并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世界一流成果,从而真正融入世界学术。

1956年,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诗选译集《中国诗百首》,其中共有35首杜甫诗歌的英译。这部译诗集不仅是汉诗翻译的优秀作品,也称得上是一部美国诗歌经典,笔者立足于雷克斯罗斯既为诗人又为译者的双重身份,探讨在20世纪前半叶的美国诗歌发展背景下,雷克斯罗斯通过汉诗英译对诗坛领袖艾略特所提出的“非个性化”理论所展开的质疑与挑战,而这种反叛的内核,正是对这一理论背后的整个西方传统价值的颠覆。笔者通过具体文本的技术性分析与翻译研究领域的理论阐释,求取雷克斯罗斯在特定的目标与立场下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并进一步讨论他在这些翻译策略中所投射的审美反思,尤其是重新观照了人与世界之相处、情感普遍性与个别性以及传统与个人的意义等诸种问题。通过这些特殊的策略,雷克斯罗斯把异域文化的差异审美价值引入了本土语境,并开启了英语表达的更新与激活,推动了个体审美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修正。本文在翻译史、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的交汇点上,讨论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杜诗在整合异质性与本土价值的过程中,把第一人称唤回文本并解放个体情感,从而在诗人译者对杜甫诗歌的个性化诠释中完成对本土诗学理论的反叛。

本文旨在以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科学知识史角度来研究《西游记》在法国19世纪的知识空间里的位置。笔者追溯了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到法国大革命后现代学术体制建立这一历史进程中，从传教士汉学到体制语文学的诞生，西方主体看待中国的目光形成的经过。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以来直到19世纪初，欧洲的知识的范式逐渐形成，在其中解释自然发展（以林奈和布封为例）和研究人类精神（以孔狄亚克和孔多塞为例）的知识互相交织，乃至于在两者间难以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另一方面，王权和教权也逐步让位于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从而提高了知识的形式化程度。西方首位体制汉学家雷慕沙的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说就是上述现象的一个例证，该演说说明了当时的汉学知识正是处在如此的自然—人文知识型中。而以首位注意到《西游记》法国东方学家泰奥多尔·帕威为代表范例，笔者着力于揭示法国汉学界对于该小说的认识是如何被安置在19世纪法国的人文科学的整体场域里。在这个为历史进步论（人文知识）和科学人种观（自然知识）的思想所占领的场域，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被这两种主流思想排挤到了宏伟的知识地图的边缘地带。在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中，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知识话语的流通而衍变，也应该包括王权和教权的起落和学术体制的建立。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就建立起了一种以“学派”和相应方法的更迭为线索的学科史叙事，讲述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欧洲萌芽、法国确立、美国发展到中国繁荣的过程。这一叙事具有体系严明、逻辑清晰、板块完整和易于教学的特点，并作为“基本概论”而沿用至今。然而，由于其局限在“学科”框架之内和过于简明整齐的特点，这种学科史实际上离真实历史和研究实践相去甚远，成为了只在课堂和考试真空中存活的“可爱而不可信”的知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放置到大历史中进行解释的以问题为核心的学术史，而非局限在预设的“体系”和“理论”之内的学科现象史。比较文学的萌芽生发自 18-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学双重发现的历史过程中，此后，随着不同时空中的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文学”和“学术”这三要素的不同理解，比较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形态差异。在19-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通过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和确认历史学与文学史的“科学”地位，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基础上呈现出跨国界和历史学研究的特征。到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通过继承和突破文学关系和文学史学，比较文学从一种地方性和边缘性的学术领域转型成为西方的文学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超越国家和文学中心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地方化和理论化的发展，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后国家和超文学的人文学术实践。从民族国家、文学与学术这三要素来描述比较文学的历史脉络，既能清晰地看到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界人文学术的多元形态，也能深入体认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与大历史的动态关联，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与未来打开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