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罗·蒂利希提出“终极关怀”的命题，这常常代表着根本的价值理想。然而蒂利希的进一步讨论，恰恰是针对“自以为义”的神话；弗莱接续这一话题，则干脆是回到截然相反的“初级关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此提供了生动的解说：“被作孽多过自作孽”的幻想，其实正是“自我神圣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虚妄；理性、历史甚至信仰的悖谬，又不断重构“终极”的问题，因为被误以为“终极”的种种追求可能正是“终极”之所以缺失的根本。本文试图将莎士比亚的文本还原于“天下出了乱子”的历史语境，从蒂利希和弗莱的讨论重读《李尔王》，也经由本文的读解为“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文学的解说。

学界通常认为《默涅克塞诺斯》这篇柏拉图对话并不涉及哲学主题，本文通过分析对话中苏格拉底葬礼演说所含有关地生人神话和雅典政制的段落，发现这些围绕德性和政制问题展开的段落，实际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且暗中指向古典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最佳政制问题。本文认为，对于相关段落和问题的理解，需要注意到对话结构包含的双重语境。苏格拉底有关葬礼演说段落的表面修辞针对的是公共语境；而对话结构设定的私人语境，就对话自身的戏剧情节来说，则可视为是对城邦未来治邦者默涅克塞诺斯的哲学教育。

从“间距”到“共通”，朱利安孜孜不倦地在中国思想与欧洲思想之间捕捉各自的“未思”，希望探寻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出路。“间距”与“之间”是朱利安创造的新概念，是他长期以来在中西之间进行哲学研究的理论结晶和思想工具，是他从事中国思想研究的具体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他摒弃了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差异观念，以“间距”取代“差异”，令“间距”产生“之间”，以寻求一种可理解的“共通”，而且他运用“间距”与“之间”使中国思想与与欧洲思想“面对面”，相互对视，各取所长，互通有无。他在西方哲学的“存在”问题与中国思想的“生生”问题之间探索着“如何开始思”问题，最终走向了中西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

艾利克教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发了其对文学经典和文学翻译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理论应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来辅助研究，而不应让研究落入理论的桎梏；并且文学的定义应该是开放的，既属于文学研究范围之内，同时又会与其他领域产生重合从而引起冲突。是否单纯由时间便可以造就文学经典，这一观点始终是存在疑问的，而普世人性的展现才是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必要因素。由此看来，译入西方的中国文学应该具有在历经语言的变迁后仍能焕发新生的特质，而回译作为一种基本的实证方法能向人们再现翻译过程，对解决翻译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身体”一直是西方哲学与思想史中的重要议题。在二元论的对立原则下，身体仅仅是灵魂的附属，并随着西方科学的不断发展，逐渐沦为机械论的产物，而机械论身体观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当代科幻叙事对身体的重构。本文将梳理出一条机械身体观在西方思想史尤其在法国哲学中的发展脉络：从中世纪解剖学对身体的基本认知到笛卡尔机械论的核心观点“身心二元论”，再到18世纪法国医生拉·美特里所提出的观点“人是机器”，最后在19世纪法国作家利尔·亚当的小说《未来夏娃》中找寻对于机械论身体观的科幻书写，并探讨在新的数字技术时代之下，机械论身体观对未来人类身心关系与身体存在图景诸种可能的预设与影响。

抗战时期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估与其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方案乃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否定了“五四”运动乃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流行说法，但李长之不仅不排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反而要求“整个的吸收”的主张，却又显示了其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区别。通过借鉴18、19世纪之交德国古典时代对古希腊的渴慕以及由此实现的对启蒙运动的超越，李长之不仅把批判矛头瞄准了“清浅的理智主义”，而且将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古典精神视作文艺复兴的目标，从而致力于从周秦时代去掘发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正是古典精神在中西文化中的互通，使得李长之对“五四”运动的批评没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而是立足于审美现代性思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如同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在西方古典学领域里也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被青年时期的尼采推向了极致，本文便以尼采论述的"荷马问题"为例证，将这一问题置于18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以及贯穿19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来理解，呈现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性争执，试图阐明"古典语文学"从何种"义理动机"与"价值判断"证得"荷马之道"为"古典主义"，而尼采如何对"荷马问题"进行重估，运用从"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将"荷马之道"推向"前古典世界"（一个涌动着原初的创造力和毁灭力的希腊精神的母腹），从而为20世纪的早期希腊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