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有一种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即认为西方女性是“生须”的。这一记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记述者都是“亲眼所见”，而且这种描述并非孤例，散见于许多文献之中，如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王以宣的《法京纪事诗》、张德彝的《三述奇》、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等。西方文献中有关于女性生须的记录，多以神秘、畸形和猎奇的态度记述之。中国史籍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记载史不绝书，或用以描述蛮夷之貌，或用以暗示灾异之兆，或用以呈现报应之果，或用以彰显祥瑞之象。总之，中西文献中女性生须的记载都可归为本文化中“异质”因素。在晚清中西交通之后，出洋的中国人将对于本文化“异质”要素的理解转化为对于“异文化”的观察。有关西方妇人生须的“观察”，虽为记述者之“亲见”，但“观察”之结果是由观察者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其中包含着大量想象的成分。何天爵在《本色中国人》中所记述的一则误解事件，则足以证明这种对异文化的“在场观察”，根本上也受到了跨文化“想象”的影响。文化观察的结果，并不因观察距离的拉进而改变，异文化的形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自保罗·蒂利希提出“终极关怀”的命题，这常常代表着根本的价值理想。然而蒂利希的进一步讨论，恰恰是针对“自以为义”的神话；弗莱接续这一话题，则干脆是回到截然相反的“初级关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此提供了生动的解说：“被作孽多过自作孽”的幻想，其实正是“自我神圣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虚妄；理性、历史甚至信仰的悖谬，又不断重构“终极”的问题，因为被误以为“终极”的种种追求可能正是“终极”之所以缺失的根本。本文试图将莎士比亚的文本还原于“天下出了乱子”的历史语境，从蒂利希和弗莱的讨论重读《李尔王》，也经由本文的读解为“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文学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