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题画诗文常被视为画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与画面交相"融会"从而达到"诗情画意"的意境。本文则认为应对这些空泛模糊的话语保持审慎的态度。我们可跳出审美论之外，将题画诗文放回到原本的社会语境中，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去理解其发展。本文从社会交际、地域竞争和身份建构三方面入手，来探讨题画诗文在中国古代所发挥的一部分社会功能，以及题画诗文获得发展的社会动因。这三方面实则相互关联：苏州地区文人频繁使用题画诗文进行社会交际，导致题画诗文成为"吴地"画坛的"招牌"。题画诗文助阵明中后期"吴派"对"浙派"的打压，也因此成为浙地攻击苏州的标靶。而在社会交际和地域竞争的背后是雅俗边界的变动。晚明至清代文人画学论述对题画诗文何以守住文人精英高雅"阵地"一事，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身份焦虑。

香港早期的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及其会报罕为人知，却是在华英国汉学最早的学术尝试。该支会由当时殖民地政府赞助发起，且由香港总督充任会长，发起于第二任港督兼汉学家德庇时的支持，衰落于第四任港督翻译家包令的离任。该支会会报折射出英国汉学首次在华殖民地的建制性探索，其中文学翻译更是体现英国汉学切合现实需求的实用主义传统。三位译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势必影响其翻译动机与译介策略。首席裁判司奚礼尔对《大学》的文学性重译，侧重于社会管治的文化挪用策略；商务总监汉文正使麦华陀以知识考古的策略，翻译古埃及墓葬瓷瓶铭文上的汉文诗句，参与当时汉学界对此话题的讨论；香港总督包令采用自由主义的多元策略英译林则徐的流戍诗，以诗史结合的方式向英国人全面介绍这位伟大的中国政治家与文学家，力求以文学翻译达到文化沟通，纠正英国人对中国的民族偏见。考察该会报所涉三个文学翻译案例，可知作为当时殖民精英的译者不但意在服务殖民管治、参与汉学对话与帝国情报，而且客观上也推动香港殖民地汉学进入亚洲文会的帝国学术网络。由此，会报刊载文学译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化，配合殖民精英的翻译策略与汉学追求，衍生出对中国文学传播的历史性理解。

在《今古奇观》法语全译本导论中,法国汉学家译者蓝碁高度关注该作品作为话本选集的文本性质,提出“中国式互文性”概念,用以系统化论述这一中国古代文集的内在特征。通过互文性理论提供的视野,蓝碁一方面展示《今古奇观》在纵向上的互文性特点,在多种层次上梳理呈现选集收录话本与上级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深入探讨该关系对于话本而言生成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今古奇观》选集文本在横向上的互文关系,细致分析且通过特定翻译着意突出选集内部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蓝碁以其《今古奇观》译介完成了一次西方语言和西方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而在深刻阐发该部话本选集的互文性特点的过程中,蓝碁亦展示了以中国文本丰富和延展互文性理论的空间和可能。

自保罗·蒂利希提出“终极关怀”的命题，这常常代表着根本的价值理想。然而蒂利希的进一步讨论，恰恰是针对“自以为义”的神话；弗莱接续这一话题，则干脆是回到截然相反的“初级关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此提供了生动的解说：“被作孽多过自作孽”的幻想，其实正是“自我神圣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虚妄；理性、历史甚至信仰的悖谬，又不断重构“终极”的问题，因为被误以为“终极”的种种追求可能正是“终极”之所以缺失的根本。本文试图将莎士比亚的文本还原于“天下出了乱子”的历史语境，从蒂利希和弗莱的讨论重读《李尔王》，也经由本文的读解为“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文学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