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5(1): 7-16.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101
自保罗·蒂利希提出“终极关怀”的命题,这常常代表着根本的价值理想。然而蒂利希的进一步讨论,恰恰是针对“自以为义”的神话;弗莱接续这一话题,则干脆是回到截然相反的“初级关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就此提供了生动的解说:“被作孽多过自作孽”的幻想,其实正是“自我神圣化”和“自我合法化”的虚妄;理性、历史甚至信仰的悖谬,又不断重构“终极”的问题,因为被误以为“终极”的种种追求可能正是“终极”之所以缺失的根本。本文试图将莎士比亚的文本还原于“天下出了乱子”的历史语境,从蒂利希和弗莱的讨论重读《李尔王》,也经由本文的读解为“终极关怀”提供一种文学的解说。
2020, 3(1): 52-68.
刊出日期:2021-03-09
《红楼梦》的情爱观以“意淫”与“皮肤淫滥”相对立,在同性爱方面以贾宝玉及其四位密友的特殊友谊为前者的具体表现。本文旨在解读这种独特的“意淫”式的同性爱,考察后世衍生作品对这一主题的接受和曲解,并提出这种同性爱模式对当代酷儿理论及华人社群性少数运动的可能启示。
2020, 3(3): 567-570.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311
刊出日期:2021-03-09
2021, 4(4): 779-783.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413
2019, 2(4): 827-828.
刊出日期:2021-03-09
2020, 3(2): 379-383.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211
刊出日期:2021-03-09
2022, 5(2): 185-187.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211
2021, 4(3): 585-587.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312
2023, 6(2): 39-6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203
11世纪中叶起,papa一词为罗马主教所独用。最早使用汉语“教化皇”指称罗马主教的是利玛窦。艾儒略开始用的是“教皇”,后来改用“教宗”,这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亲历过1616年南京事件的王丰肃,摄于政治压力,发明了“教化王”一词,没料到该词为前清中国皇帝所喜爱,因此经常出现在康熙等人的正式涉外文件上。晚清和民国期间,“教化王”或“教王”一词被历史所淘汰,教界信徒多互换使用“教皇”和“教宗”两词。晚清时期,黄伯禄、马相伯排他性使用“教宗”,而李杕、法国教士樊国樑则排他性地使用“教皇”一词。在教廷与民国政府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为了排除法国的干扰,“教宗”一词因较少具有政治色彩而被教会上层人士青睐,从而对中国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仍有部分教会人士,以及教外学者采用“教皇”。相较之下,“教皇”一词更能精确地揭示出罗马主教的本来面目,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较少感情色彩和意识形态偏见,因此是一个值得继续使用的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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