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个人迄今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研究明末东传之西学的自述，但在文章开头及结尾，我也稍谈前人如陈垣与今人如毕墨惜的研究。我就翻译文学所做的研究始自个人的博士论文，而我的第一本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也就这本论文扩大改写与加章添节而得。我的第二本专书《译述：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讨论了八部当时译作，包括《圣梦歌》与《轻世金书》在内。第三本拙作乃与梅谦立合著，题为Jesuit Chreia in Late Ming China：Two Studies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Alfonso Vagnone's"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如书题所述，除两篇专论外，我们笺注并出，中译了高一志的《达道纪言》。第四本拙作《明清西学六论》系论文合集，所论议题多与翻译有关，例如利玛窦译《二十五言》或贺清泰译《古新圣经》等。我现在撰写中的是一本有关马若瑟的专书，内容和马氏的中文创作及法文翻译有关，希望能尽快完成，送请学界指正。

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1731）是第一部西传的中国纯文学著作，1735年杜赫德首先将之收入所编《中华帝国全志》。自此以来，近人如儒莲、艾田蒲、范存忠与今人如伊维德等每诟之。据他们所见，马译舛误颇多，其中最大的一点，厥为马若瑟缺译全剧曲词，且他对中国戏曲所知有限。本文据这些论点重审马译，认为马若瑟读过不少中国传统戏曲，而所谓马译阙译曲词，恐怕也值得商榷。以后者而论，本文认为马若瑟至少透过重编，译过四阙曲牌。他多数曲牌阙译，原因有二︰其一是船期在即，马若瑟仅有七八天可译《赵氏孤儿》，因此来不及如数译之。其次，他有信致当时皇家美文与铭文学院院士傅尔蒙，提及由傅氏补足全文阙译处，即使由傅氏挂名刊出也无妨。至于马若瑟的中国戏曲知识，本文据马著《汉语札记》，认为论者过于轻忽，北曲南戏马若瑟所读不少，前者至少包括《元曲选》中的包公戏、神仙道化剧与水浒剧三类，后者之大者乃《笠翁十种曲》中李渔所谱至少半数的剧目。历来论者对马译的恶评，因此恐有言重之嫌。

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有一种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即认为西方女性是“生须”的。这一记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记述者都是“亲眼所见”，而且这种描述并非孤例，散见于许多文献之中，如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王以宣的《法京纪事诗》、张德彝的《三述奇》、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等。西方文献中有关于女性生须的记录，多以神秘、畸形和猎奇的态度记述之。中国史籍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记载史不绝书，或用以描述蛮夷之貌，或用以暗示灾异之兆，或用以呈现报应之果，或用以彰显祥瑞之象。总之，中西文献中女性生须的记载都可归为本文化中“异质”因素。在晚清中西交通之后，出洋的中国人将对于本文化“异质”要素的理解转化为对于“异文化”的观察。有关西方妇人生须的“观察”，虽为记述者之“亲见”，但“观察”之结果是由观察者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其中包含着大量想象的成分。何天爵在《本色中国人》中所记述的一则误解事件，则足以证明这种对异文化的“在场观察”，根本上也受到了跨文化“想象”的影响。文化观察的结果，并不因观察距离的拉进而改变，异文化的形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文学人类学被理解为以人类学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流派，是20世纪比较文学领域催生出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人类学与文学交流互动的成果，文学人类学天然的具有“跨学科”的特性。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萌芽要追溯到20世纪早期闻一多、郑振铎等学者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由方法到学科、由奠基到壮大的时期。中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始终坚持“世界性”与“中国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从西方引入的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吸收与改造，使其能被灵活运用到本土问题的研究上来。本文以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脉络为线索，从文学人类学产生的学科背景、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中国学者对文学人类学理论的革新与实践三个方面，梳理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从理论创新方面来看，文学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对早期经典的重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学民族志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研究。从研究方法的开拓来看，中国文学人类学的贡献集中在“四重证据法”“N重证据”等跨学科方法上。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体现着其与中国文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

辛亥革命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中外学术交往的深入，在北京出版了多种英文学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它们均未有系统研究。本文作为首次尝试，在全面梳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三份主要刊物《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辅仁英文学志》《燕京社会学界》的创办过程、作者队伍和主要内容。这些英文学刊见证了中国传统学术如文学、史学、哲学的国际化，也见证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兴起和繁荣，是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载体。这些刊物曾拥有一批学术精良、英语熟练的优秀作者，但很多长期被学界淡忘，即使是一些知名人物，他们的英文文章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选取各个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例，揭示留学生群体对于知识迁移和近代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贡献。这三份英文学刊的创办不晚于同类的中文期刊，但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北京的学术中心地位。考虑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做到这一点就更显得可贵。这些学刊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今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如何直接用英文的学术话语来表述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二、如何将优秀的中文学术成果翻译成英文，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三、如何创办中国特色的英文刊物，使之真正具有学术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象征主义、意象派等西方现代诗歌在创作实践和诗学理论中都受到过中国古诗的影响，使得意象又成为比较诗学的热点话题。作为学者化的诗人和诗人化的学者，叶维廉是在中西方现代象征主义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的，且偏爱中国古诗、意象及其技巧方法，同时对意象派诗歌主将庞德的创作及其诗学观念进行过深入研究。意象被放置在中西方不同的语言系统，尤其是在语法比较的框架内思考与分析，其语法诗学及所倡导的文化“模子论”显露出结构主义的特征。与西方语法相比，汉语更具有灵活性，它决定了传统诗歌意象的空间性、静态化和视觉效果的运用，使诗作以自然物象的直接呈现而著称，区别于西方译作及其诗歌重时间、逻辑性、叙事化和各种人为的语法规定。实质上，中国古诗的意象拥有时间性，意在打破在地限制，穿越历史、横跨空间，在时空同一中表现人类普遍性的情感与精神诉求；在自身具足的意象所营构的情境中内含叙述者及其事件和行为，诗歌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景行统一，事件和行动又是读者进入诗歌审美世界、体悟意象和情志表现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传统诗学虽然力图以意象来传情达意，但是同样会为意象造境和画面呈示，而不惜采用限定的连接词。就此而言，叶维廉的语法诗学要走向意象诗学，从传统文化角度廓清中国诗的特性和精义，呈现中国诗学的世界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