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中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忠”因有“仁”这一天平的裁量因而是相对的,而日本人的“忠”是无“仁”之“忠”因而是绝对的。本文的考察从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出发,旨在检验此观点关于中国人忠诚观的部分是否成立。考察显示,虽然就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而言该观点成立,然而当我们的视野转向历史文献、《赵氏孤儿》舞台的演变、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忠诚观等诸多方面时,发现该观点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妨碍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学与忠诚观相互交织激烈碰撞的种种现象及本质,因而是极其有害的。然而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却是其鼓吹的如下刻板成见:即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扎根于各自的民族性格之中,从来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观点其实不啻于一个类似“日本人论”的“中国人论”,必须对其加以批判。

每个外国文学的读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两国文学的比较。这是因为在试图解读一位外国作家或探寻那个国家的文学传统特质时，谁都无法避免透过自己文化背景这个镜片来观察和理解世界。西方最著名的日本文学学者唐纳德·金著有《迎来西方的曙光：日本文学史现代卷》一书，该书的书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此书名不仅点明了贯穿该书的主题，而且宣示了该书陈述的是一位“蓝眼睛的太郎冠者”的观点。本文拟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日本文学——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本文重点考察柴四朗的明治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太宰治的小说《惜别》和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却都包含了广义上的中国元素。我希望通过一个中国学者对这些作品中中国元素的考察对西方学者广为接受的某些观点提出挑战。

当代著名菲裔美国作家兼诗人卡洛斯·布洛桑的成名代表作《美国在心中》甫一出版便引起美国文坛和学界的热切关注。这部半自传式的菲裔移民作家的在美经历书写，同时也奠定了布洛桑在菲裔美国作家中不可撼动的经典地位。本文试图以英国诺贝尔获奖作家奈保尔的短篇小说《众生之一》作对比，试论布洛桑在《美国在心中》中所描绘勾勒的美国梦的虚幻性，以及世界性普世价值在一个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社会（WASP）中对少数族裔的潜移默化影响和其实质性的文化霸权主义。卡洛斯的理想美国社会内化了白人主流意识，同时又带有明显的性别政治色彩，此点可从书中主人公对待来自不同族裔女性的态度上显现。文章指出布洛桑的这种同化性的"美国梦"不能作为完美的应对策略来解决诸如《众生之一》里的小人物主人公桑托什关于移民的困惑，并解释其在美遭遇的诸般失败。因而卡洛斯·布洛桑在其代表作中所表现的不过是一种世界性想象，作者通过文学性想象所勾勒出来的世界主义社会正是菲裔在美实际经历的反照，揭示了菲裔等少数族裔在美的苦难遭遇和生命体验，同时也饱含了卡洛斯对少数族裔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和希冀。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愈发显著，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上的两极格局，一极是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而另一极则是由"地方化"造成的文化多元和文化孤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本土化语境，世界比较文学学者做出了不同的文化选择。一大批有识之士选择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和狭隘，把眼光投向非西方文化，从世界文学和世界主义这两种互相交织、互相补益的理论话语体系中发掘现实意义。

杨慧林教授结合他所从事的神学与人文学比较、经文辩读等研究工作，围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话题，以答问的形式阐述了他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域和方法论的看法。杨教授认为，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找到生成性的、工具性的概念，而不只是采用描述性的概念，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等西方学者对“缘构”（Ereignis）的讨论可能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还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必急着建立“中国学派”，比较文学更像是一个问题域，重要的是要通过比较研究来激发出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近两年的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通过回向原点的方式,持续校正学科形态,明确学科立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这种纵深化、细节化的研究方式,也带来了诸如对整体性关注不够的问题。借由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这一问题可望得到有效解决。

忧郁是本雅明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借助对丢勒画作《忧郁Ⅰ》的解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批评观念。本雅明对丢勒画作的解读绕开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路，取道潘诺夫斯基等人的艺术史阐释路径。在潘诺夫斯基看来，丢勒画作改写了中世纪人们对忧郁的负面评价，赋予其人文主义的积极价值。本雅明承继了潘诺夫斯基的人文主义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丢勒的画作置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当中来审视。在丢勒画作中所呈现的"物的世界"和主人公的"沉浸式认识"，实际上是对康德以来的启蒙理性的反思。启蒙理性一方面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使整个世界变得日益机械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共同体陷入动荡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日益主体化和物化的世界中政治性决断变得不可能。

叙画诗被称为“用语言再现来表现视觉再现”的一种诗歌类型，它主要反映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而文字和图像的关系在性别研究中也有重要的意义：在叙画诗中，语言／男性主导着，甚至压迫着沉默的图像／女性。彼得拉克在他的《歌集》中对劳拉叙画诗式的描写有着非常强烈的“恋物”情结，劳拉时常被表现为零碎的物品：珍珠，黄金，玫瑰，雪等等。这类型叙画诗式的描述反应了诗人的野心——他想要“物化”他的爱人，使她成为一个永恒静止的，沉默的艺术品，以承受来自男性的凝视。因此劳拉并不是一个和彼得拉克互动的，活生生的爱人，她被转化成一个偶像，一个永远都得不到的物品，不断为诗人情欲的凝视所追踪。在彼得拉克“物化”劳拉的过程中，他成功地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女人”。然而，诗人意识到人类语言的空虚，他发现语言并不能代替劳拉的“在场”。劳拉的永恒缺席另一方面也不断刺激着诗人去寻找一系列的“能指”去替代她的在场，最终劳拉的女性形象在过剩的“能指”中被扭曲。

当今的多元文化世界要求人们对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有更高的文化敏感性。本文对现有的跨文化非语言沟通文献进行了评审。文章首先概括介绍了目前的跨文化非语言沟通研究;然后介绍了学者们对跨文化非语言沟通所做的理论化尝试。之后,文章介绍了文化对各种非语言沟通方式的影响,包括肢体语言、沟通时人与人的空间距离、身体接触、凝视、沉默、时间管理、以及面部表情等。文章也对文化空间,一种特殊的非语言沟通概念,进行了介绍。文章最后对有效跨文化非语言沟通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日本当代艺术家森村泰昌以他戏仿西方经典绘画和电影剧照中的女性形象的表演和摄影闻名。本文以森村泰昌戏仿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的《玛丽莲系列》（1996）和近期完成的项目《安魂曲》中挪用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形象的“烈火的季节”一章（2006）为例，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分析森村泰昌的表演和摄影作品。通过比较玛丽莲·梦露在《七年之痒》剧照中的形象与森村泰昌的《自画像（女演员）/白色玛丽莲》和《自画像（女演员）/黑色玛丽莲》，考察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男性身体挑战异性恋男性的凝视和固化的性别身份。同时，作者将艺术家的作品放置在战后美日关系的语境之中，分析两位被挪用对象玛丽莲·梦露和三岛由纪夫之间的联系。通过比较三岛由纪夫在《蔷薇刑》（细江英公 摄）中的形象和森村泰昌在“烈火的季节”中的戏仿，探寻森村泰昌如何由个体的性别展演透视国家的文化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