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驯悍记》的序幕（Prologue）结构非常奇特，在全部莎剧中堪称独一无二：首先，它由正剧前的两场表演外加第一幕第一场最后六行对话构成，因此毋宁说是一部“戏前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序幕；其次，它的两场序幕不是以单人致辞的形式向观众介绍剧情梗概，而是通过戏剧对话和舞台表演来引出《驯悍记》的正剧。事实上，《驯悍记》中斯赖的故事和正剧本身分布于不同的戏剧空间并承载了不同的戏剧功能：前者是后者的“戏前戏”，而后者是前者的“戏中戏”；斯赖的故事构成了戏剧的第一层幻象，而“驯悍的故事”则构成了它的第二层幻象。两层幻象互为镜像。莎士比亚让我们在《驯悍记》的“戏前戏”中看斯赖的戏剧（尽管他本人对此并无自觉），正如斯赖在它的“戏中戏”中看演员们演出的《驯悍记》。这一事实构成了《驯悍记》的莫比乌斯循环。我们就是斯赖，斯赖就是我们。在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中，斯赖最终也没有从戏剧幻象中醒来。（只）是幻象吗?应该说（也）是现实：戏剧的幻象就是戏剧的现实，而在戏剧现实之外更无其他现实。

莎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并展现了具体的人物和情景,但它们并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阶级、利益集团、意识形态而写。莎士比亚志不在此:作为“一切时代的灵魂”,他关注的是具体情境中的普遍人性--即便是他政治意味相对明显的英国历史剧和罗马剧,也是如此。认为他的作品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社会阶级、利益集团或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为文学背书或是世俗政治的神正论等思想的,是对莎士比亚文学意义的严重误解乃至亵渎。文学兼容并包而随物赋形,固非单纯美好的“华屋”或“在水一方”的桃源秘境,但它自有根基和家门;研究文学而忽略文学本身——语言、文本、阐释传统--有可能导致沦为观风望气、逢迎当道和“阉然媚于世”的肤浅研究,对此我们须有足够的反思和警惕。

创作于1934—1935年间的比利时漫画《蓝莲花》是《丁丁历险记》系列中发生在上海的故事，由漫画家埃尔热和在布鲁塞尔学习西方美术的上海留学生张充仁合作完成。本文认为《蓝莲花》中传达出不同文化间的互相理解是其长久生命力和价值所在。现有《丁丁历险记》和《蓝莲花》的研究对于埃尔热和张充仁的相遇及其影响方面或过度神秘化、或稍显简单化。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学语境，以声援抗战、打破既定刻板印象两个特点为例，深入分析埃尔热和张充仁的跨文化对话对作品产生的影响。漫画内容进一步反映出了两人在合作过程中深入交流的长远意义：不仅沟通了新知，更促成了从彼方看待问题的新视角。创作于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上，《蓝莲花》成为了向其读者传达文化尊重和包容之观念的媒介，影响至今。

对于16—18世纪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与文化产生了实质的、“决定性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没有中国，欧洲人就不是今天的欧洲人。笔者此文以两位主要启蒙思想家对儒家之“理”的接受和诠释为切入点对此做出了一些重新反思。论文指出，自然神学为启蒙时期中西思想的交往和对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就是以自然神学为基础来接受和诠释儒家之“理”。针对龙华民和利安当在《论中国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论在中国传教的几个重要问题》两个重要文献中提出的关于“理”的看法（这是当时欧洲的主流意见），莱布尼茨做出了逆向的阅读。这一解读，表面看是依靠白晋，实质上则是来自自身的、以“单子论”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他们对于“理”的解释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相差甚远。可以说，中国的“理”对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机论”并无实质的“植入式影响”（in-fluence），其间发生的只是一种“错位的契合”。这是一种具有自我想象性质的“确认性影响”（confluence）。以此来衡量，莱布尼茨的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其实未产生实质的交融，也即，从根本上说，莱氏的哲学是一种局限于欧洲自身之内的思想运动，一种“自我成长的运动”。这个判断，可以推扩到整个启蒙时期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之中吗？虽然不能完全这样决断，但是本文仍倾向于认为，中国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外力”，它只是刚好适合、并被欧洲启蒙思想家选择作为其自我重新建构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其内涵主要是西方借“他者”的想象所展开的自我诉求与言说（尽管其间也有不少“类似”甚至“神似”之处）。换言之：从“中国”这儿，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在晚清域外游记中，有一种对西方女性的“观察”，即认为西方女性是“生须”的。这一记述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记述者都是“亲眼所见”，而且这种描述并非孤例，散见于许多文献之中，如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王以宣的《法京纪事诗》、张德彝的《三述奇》、袁祖志的《瀛海采问纪实》等。西方文献中有关于女性生须的记录，多以神秘、畸形和猎奇的态度记述之。中国史籍中有关妇人生须的记载史不绝书，或用以描述蛮夷之貌，或用以暗示灾异之兆，或用以呈现报应之果，或用以彰显祥瑞之象。总之，中西文献中女性生须的记载都可归为本文化中“异质”因素。在晚清中西交通之后，出洋的中国人将对于本文化“异质”要素的理解转化为对于“异文化”的观察。有关西方妇人生须的“观察”，虽为记述者之“亲见”，但“观察”之结果是由观察者的文化立场所决定的，其中包含着大量想象的成分。何天爵在《本色中国人》中所记述的一则误解事件，则足以证明这种对异文化的“在场观察”，根本上也受到了跨文化“想象”的影响。文化观察的结果，并不因观察距离的拉进而改变，异文化的形象，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如同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在西方古典学领域里也存在着"考证"与"义理"的交互关系问题，并具体表现为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被青年时期的尼采推向了极致，本文便以尼采论述的"荷马问题"为例证，将这一问题置于18世纪末古典语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以及贯穿19世纪德国古典学的两大潮流——"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思想史脉络来理解，呈现其中内含的古典语文学与哲学之间的本质性争执，试图阐明"古典语文学"从何种"义理动机"与"价值判断"证得"荷马之道"为"古典主义"，而尼采如何对"荷马问题"进行重估，运用从"古典语文学"转化而来的"哲学"将"荷马之道"推向"前古典世界"（一个涌动着原初的创造力和毁灭力的希腊精神的母腹），从而为20世纪的早期希腊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