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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7卷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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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张隆溪
2024, 7(1): 5-17.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1
摘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明显存在力量的不平衡，也存在文化资本和知识的不平衡。目前在全球流通的世界文学作品大多是欧洲或西方主要文学传统的作品，至于非西方文学、甚至欧洲“小”的文学，却在其本身的文化范围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没有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也没有得到本民族范围之外读者的赞赏。欧洲中心的偏见甚至在今天，仍然对世界文学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帕斯卡尔·卡桑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世界文学不仅应该回归文学的阅读，而且应该去发现那些尚未广为人知的世界文学经典。不同的文学传统都早已形成自己的经典，但这些经典尚未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原文读者之外，被介绍给世界上众多的读者。所以世界各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经典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从而扩展世界文学经典的范围。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应该去发现世界不同文学传统，尤其是非西方文学和欧洲“小”文学传统中，那些尚待发现的经典著作。
[摘要](39) [PDF 1624KB](12)
走向“少数文学”——“卡夫卡热”的当代意义及其缘由探析
曾艳兵
2024, 7(1): 18-38.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2
摘要:
与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相比，今天卡夫卡似乎太有名气了。虽然不能说世界已经都变成卡夫卡式的，但卡夫卡式已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重要特征之一了。卡夫卡思想的深刻性、哲理性和预言性，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开拓性、悖谬性以及所涉及领域的广阔性，让卡夫卡成为学术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卡夫卡是众多著名作家敬仰且能够公开表示喜欢的作家。阎连科被认为是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上非常接近于卡夫卡的中国当代作家，他对卡夫卡推崇备至。阎连科指出卡夫卡发明了“零因果”的创作方法，引领着20世纪文学创作的方向。卡夫卡的作品预言了我们共处的这个“卡夫卡式”时代。希利斯·米勒认为，当今时代研究卡夫卡作品和大屠杀小说责无旁贷，卡夫卡笔下那些看似与主线毫无关系的细节描写，实际上是在推迟即将到来的“大屠杀”。卡夫卡的作品是“现代性的反面乌托邦”，在抵制阐释中不断被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也是众多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本雅明的卡夫卡阐释和研究，影响了诸多后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阿伦特将卡夫卡视为针对全部现实的幽默作家和批评家，阿甘本则从语言学出发，结合法哲学探讨分析卡夫卡的著作。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道“门”，向全世界所有的读者敞开。
[摘要](65) [PDF 1676KB](10)
“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论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1929—1949)
褚潇白
2024, 7(1): 39-67.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3
摘要:
基督教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民国时期，北平辅仁大学的艺术家们尝试将西方基督教绘画的题材与中国绘画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宗教画作。这些作品在构图、视觉惯例符号的运用上显示出中西融合的特点，同时在题材、绘画媒介、技法和位置经营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工笔画和文人水墨画的特色。这就导致辅仁圣教画作在形式与内容、视觉现代性与神学内涵规定性之间构成了双重吊诡，即在形式上对中国观众来说是传统的，而对西方天主教来说是现代的；同时，其图像内容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是西方的（现代的），但对西方天主教来说又是传统的。由此，辅仁圣教画作在国内外的反响和传播情况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它们在西方受到赞誉，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却遭遇了两难境地。这次中国基督教绘画本土化的实践不仅呈现出当时中国半殖民地情境下对视觉现代性的追求与本土化尝试之间的张力，也反映了民国社会对现代性、民族身份和宗教艺术的复杂态度；而辅仁大学传教士画家方希圣的作品《苦难的中国》则以其深刻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触及了人类普遍的苦难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艺术的民族界限，在“中华性”与“现代性”的扭结中探寻基督教艺术本土化表达的可能性。辅仁大学的中国基督教绘画实践不仅是一次艺术上的创新尝试，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案例。
[摘要](54) [PDF 1822KB](13)
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赖贵三
2024, 7(1): 68-92.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4
摘要: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 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王仁芳（Wang 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 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摘要](44) [PDF 1772KB](8)
晚明利玛窦形象的双向调适及其方法论意义
陈恩维
2024, 7(1): 93-110.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5
摘要:
利玛窦在晚明中国的形象，不是单方面文化适应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双向调适的结果。利玛窦以西僧形象进入中国，是基于中国官员给出的建议，同时也受到了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经验的直接启发，是进入中国扬教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利玛窦到韶州以后主动改着儒生衣冠、并尝试以中文著述合儒，由此建构了其“西儒”形象。这同样是接受了中国文人的建议，也获得了耶稣会的批准。利玛窦最终所欲塑造的自我形象其实是“畸人”。借助这一形象，中西双方在“天学”与“超性学”所对应的儒家事天敬天学与基督教神哲学，“人学”与“性学”所对应的中西天文历算之学这两个维度上展开互动与对话。中国正统儒家和佛教徒，将利玛窦视为异人、妖人，是对利玛窦“阳辟佛而阴贬儒”的反拨，以“他者化”的书写反向强化了利玛窦非儒非僧的畸人形象。利玛窦形象，作为表征“利玛窦规矩”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中西文化交流互鉴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54) [PDF 1676KB](6)
边地叙事的流变和多元现代性——《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和《红高粱家族》的影响关系重构
吴梦宇
2024, 7(1): 111-123.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6
摘要:
边地叙事发生在现代/中心-传统/边缘的二元对立文化框架中，通过转换思维的视角，从边缘价值体系出发重构边地文化生态和解构一元现代性，提供了表达现代性不平衡发展、地方视角下文学生产和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学术语和构想。将这个中国民族文学概念置于世界文学语境之中，重新阐释福克纳、马尔克斯和莫言之间的文学创作影响关系，有利于揭示西方中心现代性与地方性交流对话的演变流程，以及一元时间叙事向多元空间叙事的转变历程。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视角下，三者的影响关系是边地-叙事-想象三位一体的流变关系。三位作家依托地方性和家族命运，通过时空转化、虚实相融、散点叙事等不同的文学手法，处理地理意识与历史意识、人物命运与人文地理、民族与世界等现代性话语，从而呈现具有不同地域文化内核的地方民族想象。对三者文学影响关系的重构，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边地对现代性的话语重构和边地文学的多元现代性，也表现了一个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现代性理念多样化的差异空间。
[摘要](68) [PDF 1584KB](8)
矩阵中的异常——从“爱情”角度对《黑客帝国》的一种解读
叶晓璐
2024, 7(1): 124-136.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7
摘要:
本文首先说明了何为矩阵以及矩阵的历史，矩阵是由电脑操纵的梦境世界，它与真实世界相对立，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类并给机器世界提供能源。矩阵一共经历了七代，由救世主来实现矩阵的更迭。矩阵的最高管理者是架构师，从第三代矩阵开始，又出现了先知。架构师和先知在矩阵中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分别代表了理性的原则和感性的原则；到了第六代救世主尼奥这里，先知又特别地为尼奥设置“爱情”的元素，从而使得遵循爱情原则的第六代救世主尼奥和崔妮蒂一起，颠覆了架构师的固定设置，做出了与前五代救世主完全不同的选择，走出了一条新的拯救人类的道路，实现了机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和平共处。到了第七代矩阵，为了给机器世界提供能源，集架构师与先知的功能于一体的矩阵最高管理者——分析师，复活了在第六代矩阵中已经牺牲的尼奥和崔妮蒂，并用人类的情感分别控制他们。在矩阵中已经浸淫多年的尼奥和崔妮蒂，在前世的爱情记忆的激发下，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分析师，回到了真实世界。文章最后以莎蒂这一人物作为结尾，探讨了如果程序之间产生了爱情所引发的开放性话题；以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人机社会”的来临，对于人类而言，情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摘要](43) [PDF 1576KB](8)
民国留法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城市书写——以徐仲年文艺作品为例
贾铭宇
2024, 7(1): 137-152. doi: 10.19857/j.cnki.ICL.20247108
摘要:
徐仲年作为中法文教交流合作下培养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既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经验，又受到法国文化启蒙精神的熏陶，形成了汇通中西的学思观。他是里昂中法大学第一批留法学生，在完成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实践社会责任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原创作品。不同于参与赴法勤工俭学的社会改革人才，徐仲年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其作品具备明显的写实主义、自叙传风格以及“双城”书写特点，其文本内容和交往行为体现出他追求社会启蒙和文艺自由的理念，以及他因对异国文化、道德、文艺的高敏感性而始终承受的情感和精神焦虑。徐仲年在法国完成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这期间他利用文艺创作和沙龙活动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法兰西文明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培养了他崇尚实干的精神。归国后他继续通过城市书写寄托情感，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一方面传播文艺和科技领域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批评现代城市文化的荒凉，反对新文艺的功利化。一·二八事变后，徐仲年以写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参与抗战文艺动员，以批判性视角记录了上海、重庆等地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细节。抗战胜利后他投身于上海文化界重建中。徐仲年的城市书写体现出其对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强烈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中法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为观察民国留法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范例。
[摘要](56) [PDF 1630K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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