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4(2): 391-396.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12
2023, 6(3): 51-74.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303
1919—1949年是中国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批有意识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涌现出来,其论著相较于以往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约三十年的时间可谓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兴期。初兴期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前期自发的文学比较和分散的理论随感的基础上,随着中外文学交往范围的扩大,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反思性、理论性大大增强,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在大学教育中确立并展开,比较文学的方法被有意识地运用在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治学方法影响了中国文学破旧立新的探索和发展进程。初兴期比较文学的诗学范式之争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今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2019, 2(2): 335-362.
刊出日期：2021-03-09
本文从40年的回顾与展望、学术活动与专著出版、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与世界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国际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翻译研究、跨学科研究、目前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向等九个方面对2017—2018双年度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述评，力求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凸显问题意识以及学人对于问题的反思与破解。
2019, 2(4): 671-683.
刊出日期：2021-03-09
《日本书纪》编纂于720年，是讲述天皇与日本起源的正史。此后，数量繁多的讲义和诠释，使《日本书纪》作为权威经典经历了多次重生，直到现代。本文以十五世纪中叶一条兼良所著《日本书纪纂疏》（《日本书纪》的注释）的历史意义为讨论对象。通过比较佛教、儒学等各种学说，兼良对认定《日本书纪》开首“神代”二卷为独立的世界经典这一共识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以十八世纪古典学者本居宣长为代表的、从文献学角度考究古语意义的方法，成为《日本书纪》以及另一部古代史书《古事纪》研究的主流，而兼良通过比较来诠释经典的方法则成为非主流的对立方法。
2020, 3(4): 701-711.
doi: 10.19857/j.cnki.ICL.20203406
20世纪是中越两国文学、文论的重要发展阶段。回顾东方文论体系,中越两国文论通过接受西方文艺理论并不断本土化的过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转型,其获得的成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非常丰硕,为中越两国文学踏上现代化历程打好了基础。本文选择20世纪中越文论最为核心的两大问题,即中越两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及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越两国的接受与发展,进行探索,希望通过比较研究指出中越文论在形态及历史演变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重新认识中越两国文论关系及各国文论的民族特色。
2022, 5(2): 74-100.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205
本文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剧作家在动员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戏剧实验中与苏联戏剧和理论的接触。笔者探讨了苏联戏剧理论与戏剧表演的融合如何推进左翼剧作家的议程，并为后来的现代话剧和电影改革奠定基础。文章研究表明，1943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被首度翻译成中文之前，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30年代中后期即在章泯的指导下让苏联戏剧理论参与到上海戏剧作品的排演和制作之中。该剧团的演员们将波兰导演、教师兼演员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的作品译成中文，并撰文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中的卡特琳娜，以及费奥多·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科夫的作品《水泥》中的达莎等角色。本文通过探索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联系，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作出贡献。
2021, 4(4): 636-654.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403
情感是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的核心问题。从笛卡尔及其同时代哲学家开始，情感就与身体感官和生理活动即神经、血液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身体和灵魂变得不可分割。大多数启蒙思想家致力于经由情感问题考察身心之间的互动关联。18世纪的道德哲学和美学理论集中论述了“情感”的特性，应对身体对心灵发出的挑战。在这两条话语脉络中，情感及其表征的身心连接都被赋予有利于主体性建构的阐释。法国感觉主义哲学和沙夫茨伯里影响下的苏格兰启蒙时代道德哲学将源于身体的感受和情感变成道德判断的基础，提出了“道德感”和“道德情操”等概念。由鲍姆伽通创立但渊源更长的德国美学致力于证明灵魂的感性和理性层面彼此融洽协调。美感不仅是对外物和谐的评价，也是头脑对自身和谐的赞许。作为道德原则的情感和作为审美判断条件的情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体现了启蒙思想建构人的主体性——即人的自洽性和独立性——的诉求。
2022, 5(2): 101-118.
doi: 10.19857/j.cnki.ICL.20225206
林纾在中国翻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译介的众多外国作家中，莎士比亚占据重要一席。值得注意的是，林译莎氏作品并非译自莎士比亚原文，而是基于其原作改编的故事集。与一度大热的《吟边燕语》不同，林纾翻译的莎氏历史故事，自问世起便鲜见关注。其中尤以署名“林琴南遗稿”的《亨利第五纪》最为特殊，学界迄今未见研究这部译作的专论出现。基于此，本文围绕《亨利第五纪》展开辨体研究，分为三部分：（1）林纾以史传作为文本语境，在翻译中融会贯通史家传统。（2）林纾以纪传体翻译《亨利五世》故事，不仅从《亨利第五纪》的译名得以直观呈现，还通过译者对译文的改写与润饰予以印证。（3）由于中西文体的差异，林纾在文体转换的过程中融入了欧化字词与句法，补充解释异域意象与风俗，以叙论相间的形式实现纪传体的结构延展，促成文类革新。林纾在翻译中坚守本国文体传统的同时，勇敢尝试将外来诗学融入本土文体的发展，他的译作既烙印上强烈的中国传统文体印记，也承载着外来诗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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