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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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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暴力的表征
迈克尔·斯特帕特
2021, 4(2): 207-242.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1
摘要:
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对全球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心理或身体暴力的数据,这些暴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植入到全球范围内的每一种文化中。然而,这些研究并未关注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因此,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假定文学对于理解这种暴力形式毫无帮助?我们能指望虚构作品提供自己的见解吗?本文运用社会科学和历史文献资料,首先厘清了作为文化特征的“面子”和“荣誉”的含义,着重论述了人格和自我的分类以及引导社会行为的规范。本文随后探讨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最近的一些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确实以可比的方式主题化了面子和荣誉文化的关键原则。从研究和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原则的特点是明显的性别失衡。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所谓荣誉文化中的“荣誉”往往指妇女在性别和家庭角色方面的突出价值,这是因为她们向来受到传统家庭意识形态的支配。故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观察到男性声誉和女性身体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由此设定的各种双重标准实际上导致了男女荣誉之间的差距。面子文化与荣誉文化有许多共同特征:在集体主义导向之下,它们均鼓励维持牢固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和谐,并有效建构了类似的双重标准。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顺从和不孕不育这两个概念,以了解这些会如何影响女性。小说最近被称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灵感来源,而分析表明,虚构作品确实可对有害的文化习俗提供有价值和独创性的见解。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自身的文化定位在整个比较过程中时刻岌岌可危,这不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自己作为研究者和读者的处境。
《巴门尼德》:关于“一”的“神圣喜剧”
张源
2021, 4(2): 243-280.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2
摘要:
《巴门尼德》是柏拉图最精纯的哲学对话,也是“完整的柏拉图神学”。该篇以阿提卡喜剧模式出之,是柏拉图以喜剧手法来描写最严肃的人类命题:即有死者的意见经由逻各斯归于“一”、最终飞升至不朽神界的神圣喜剧。其中巴门尼德关于“一”的论证,是哲人的极限“游戏”(παιδíα),也是全剧的狂欢“终曲”(exodus)。在伯里克利治下信奉多元价值的雅典帝国到达全盛巅峰的时刻,巴门尼德/“一”的降临,为帝国深陷“一”与“多”之间的思想纷争埋下了伏笔,此后一切篇章,无不由此而起。巴门尼德那场对话的影响与后果,将在后续柏拉图对话中渐次展开。正如《巴门尼德》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本篇也同时是全部柏拉图对话之“一”——“一”是开端,也是结局,它既在自身当中,又在一切事物当中。
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1926—1954
顾钧
2021, 4(2): 281-300.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3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时间早,而且数量多。本文全面考察了自1926年《阿Q正传》译本到1954年英译《鲁迅小说选》的出版情况。在近三十年当中,鲁迅的大部分小说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其中《孔乙己》有四个译本之多。这一成绩无疑归功于翻译家们的努力。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西方汉学家如金守拙、米尔斯;旅居海外的中国翻译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中国本土翻译家如冯余声。本文从选材、语言、接受情况等三个方面比较了各类译本,对于一直被忽视的作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从灵魂到国魂:略论明清基督宗教的小说
李奭学
2021, 4(2): 301-314.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4
摘要:
汉语基督宗教小说的翻译或创作首见于晚明,但大盛于有清一代。其时法国天主教士开始用汉语撰作小说,第一篇题为《梦美土记》,受西塞罗的《西比欧之梦》影响甚巨。不多久,来华的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也开始撰写小说。米怜的《长远两友相论》实为一叙事化的教义问答,但以小说的身分流传甚久,截至民国初年都还在印行之中。马礼逊和米怜各自戮力创作,目的在拯救个人的灵魂,以期使他们免于世俗的诱惑。时序进入清末,基督教小说家日渐增多。不论洋人或华人,这些小说家多以生动的文笔进行创作或翻译,目的在解中国人于倒悬,藉以拯救这个国家的国魂,最佳的例子是应傅兰雅所举办的“时新小说”的征文而撰的小说。傅氏本人不事创作,但应征而来的超过150篇的汉语小说,篇篇莫不以兴国救亡为己任,所拟解救者也已不止于个人,同時扩展至家国。灵魂的拯救,此刻已转为国魂的救赎。
时间修辞与亚洲书写:《东方志》的政治宇宙学
周云龙
2021, 4(2): 315-326.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5
摘要:
葡萄牙在16世纪初期首次远遣多默·皮列士前往亚洲,《东方志》就是此次出使的官方报告,它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欧洲真正介入印度洋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前的亚洲知识状况。《东方志》里面有两种时间,即作为表述主体的叙事者与葡萄牙国王共享的“普遍性的时间”,以及为这个时间框架所封存的亚洲—印度洋时间。《东方志》的文本呈现了一个基督圣徒在与其国王陛下讲述其在亚洲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获得的世俗知识的情景。这个讲述过程使原本神圣的宗教时间世俗化为“普遍性的时间”。因此,《东方志》中的叙事者既是在空间中旅行,也是在时间中旅行,更是在观念中旅行。随着叙事者的步履迁移,有关亚洲的世俗知识得以累积,欧洲完成现代的蜕变。异域旅行就成为世俗朝圣。表面上,亚洲的时间与叙述者和国王共享的“普遍性时间”一致;实际上,这个现在时态的诅咒把亚洲社会静态化了。亚洲被“普遍性时间”涂抹上了防腐剂,像处理标本那样冻结并封存。这种时间操纵有效地把欧洲叙事者从亚洲景观中分离出来,知识在福柯式的“图表”中得以分配、安置并秩序化,文化的距离就诞生了,从而凸显了时间的空间化意义。这种时间修辞的操纵,最重要的效果之一就是设定了亚洲与欧洲在文本中的非共时性关系,亚洲被冻结在叙事者的讲述中,仅作为欧洲时空的参照而永恒存在。《东方志》的“政治宇宙学”中暗隐着早期近代欧洲异域知识和世界意识的生产机制。
30年代的两个“辛克莱”:现代文学乡土意念的跨文化演绎
冯波
2021, 4(2): 327-33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6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国内对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和辛克莱·刘易斯的译介是不容忽视的跨文化事件。本地对厄普顿·辛克莱的热捧与对辛克莱·刘易斯的冷落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一迥异接受现状显示了中国传统乡土向现代嬗递时,不断强化乡土情感的阶级化倾向和聚焦于人在城乡叙事中“危疑扰乱”的现代焦虑的不同演绎路径。30年代“两个辛克莱”异域旅行的不同命运其实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个人与阶级在域外与本地的双向发现、协商互动使然。
1800年前后人类学话语张力场探究:克莱斯特《安菲特律翁》中的游戏、身份与认知危机
张舒
2021, 4(2): 339-351.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7
摘要:
作为德语文学1800时期魏玛古典与浪漫主义之间的代表作家,克莱斯特揭露了希腊神话中阴暗、暴力、欲念、疯癫的层面,并在人物身上引入了现代意识。朱庇特化身安菲特律翁的神话素材,在他的创作中获得了全新的演绎。由扮演游戏引发的一系列感知混乱、情感迷惘、理性失效和身份认同问题,对古典人文主义所推崇的“完整的人”理念提出了挑战,映射了错综复杂的时代话语。对神话原型的重新塑造,既体现了对传统权威信仰体系的祛魅、对理性和感知等新型人类学模式的质疑,也暗示了情感冲动与道德、法律构成的冲突,全面展现了1800前后理性与感性、认识与感觉构成的张力场。文学对神话英雄的反复书写和不断替代,恰恰体现了在场的文本与隐匿的话语体系的永恒游戏。
文学与瘟疫的不解之缘
王宏图
2021, 4(2): 352-360.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8
摘要:
自古至今,瘟疫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不时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它也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名作,全书的叙述框架则与14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息息相关。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戒严》展示了疫情的全景图,展现了人的反抗意志和精神上的畸变;当代中国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则对百余年前在在东北蔓延的鼠疫作了详尽的描绘,聚焦哈尔滨傅家甸的芸芸众生在瘟神的威压下的挣扎与痛苦,绘制出一幅百年前哈尔滨日常生活的浮世绘。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虽然没有展示瘟疫流行时期的全景图,但疫情在其笔下人物的生活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改变了其命运的走向。英国作家毛姆的《面纱》中的女主人公凯蒂在随丈夫深入疫区后,她的人生观发生了蜕变,灵魂得到了净化。她鼓足勇气,决意开始新的人生。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中的作家阿申巴赫在水城威尼斯度假,一场霍乱疫情不期而至。由于陷入了对波兰美少年塔齐奥不可遏止的恋情,他对猖獗的疫情毫不在意,留守在疫区,还经常在威尼斯迂曲的小径上尾随着心爱的美少年,直至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疫病,猝然身亡。在作者眼里,他获得了“超越一切文明生活经验的生命感觉的提升”,这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访谈录
美国学者的20世纪中国女性研究——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杰出教授贺萧访谈录
李伟荣, 贺萧
2021, 4(2): 363-37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09
摘要:
贺萧教授毕生从事20世纪中国女性研究。为了深入了解有关她研究的更多细节,本人征得贺萧教授的同意并进行了此次采访。采访主要围绕六个部分展开,涉及贺萧教授初识汉语和中国,到中国求学并进行中国女性研究,以档案文件和口述史为研究基础的学术实践,研究的客观性、大历史和记忆的性别等研究范式的运用,个人之声、性别分工和男女平等方面的研究,以及中国研究课程大纲的设置等问题。
书评
查尔斯·威廉·约翰:《物的不可化约的真实:器具的现象学与思辨理论》
格雷厄姆·哈曼
2021, 4(2): 381-383.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10
摘要:
吴真:《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
许蔚
2021, 4(2): 384-388.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11
摘要:
会议综述
一流国际化期刊建设与中国期刊人的责任担当——第二届一流期刊建设高峰论坛暨人文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礼健, 纪建勋
2021, 4(2): 391-396. doi: 10.19857/j.cnki.ICL.20214212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