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夏宇的诗歌进行了深入评析。夏宇是华语界的著名诗人，并且是一名“狂热的形式主义者”。通过关注夏宇作品中的主题、语言和形式创新，笔者强调诗人独一无二的诗风和贡献。爱情是夏宇诗作中的重要主题。爱情可谓是诗歌最古老的主题，然而夏宇对它的处理总能冲破传统的桎梏，令人耳目一新。语言是夏宇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只因她的前卫风格与其对语言表意能力和诗歌本质的探索密不可分。此外，夏宇通过操纵文字的形、声、意所获得的乐趣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擅长修辞手法，而且对语言形声的运作亦独具匠心。可以肯定的是，夏宇的风格完美体现在她的语言、诗学和形式上。并非所有的形式实验都同样成功，但她使书籍设计成为阅读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创举不仅令人钦佩，且在现代汉诗史上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夏宇诗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想象力丰富，极富野心和掌控欲，敏感而略显神经质，个人主义色彩鲜明。这个诗人形象也延伸到她的出版事业当中。虽然自行出版在现代汉诗史上并不罕见，但夏宇明确地站在反商业、反体制的立场上。夏宇的风格——包括语言和形式上的大胆尝试及富有创意的书籍设计——使她成为华语诗歌界的偶像人物，一位拥有众多忠实追随者的“诗人中的诗人”，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英诗歌中诗歌与不朽这一主题均可上溯到各自文化传统中凭借文章流芳万世的信念，而且在早期，这一信念均被置于立功或经国业绩之下。后代诗人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均试图提高诗歌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以便令其从经国业绩的阴影当中摆脱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所评述的中英诗人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中国诗人似乎从未能够把诗歌创作（“立言”）与经国大业功（“立功”）分离开来。虽然他们不时强调诗歌的不朽要胜过功名富贵，但功名富贵始终是赞美诗歌的背景和语境，似乎没有这一对比，诗歌本身便失去了其意义与价值。与此不同，英国诗人在赞颂诗歌的不朽时，似乎能够摆脱以往对政治业绩的依赖。他们把诗歌与不朽这一主题移植到爱情诗中，因而赋予这一主题以强烈的感性与个人特征。在他们的笔下，诗歌的不朽意义与价值成为他们表述忠贞爱情的一个艺术手段，在这当中已经很少看到功名富贵的影子，仿佛强烈的爱情已经令诗人把尘世的其他顾虑都置之度外，将其净化。反之，后代中国诗人的相关汉诗则在赞美诗歌不朽的同时，仍然不能忘怀社会的期待与仕途的挫折。此外，中英诗人在失意潦倒之际，也都曾对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表示过怀疑甚至鄙视，使得他们对诗歌与不朽这一主题的表现变得更加复杂多面。

当今面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新文科”建设提上日程，学科的深度融合成为当务之急，文学学科在这一趋势下承担着较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新设的“交叉学科”门类下文学参与学科培养，因此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愈发得到彰显。在此背景下，回顾我国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文学跨学科研究自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引进之日便已经展开，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跨学科热潮后，在 21 世纪初跨学科研究实践得到深入推进。以文学与科学、宗教、心理学、建筑为例，我国近四十年涌现出许多文学跨学科研究案例。总体而言，已往的文学跨学科研究主要有“文学与X”及“文学X学”两种范式。与跨学科研究推进如影随形的是跨学科是否有损于文学本体的焦虑，但是学界也发出“文学艺术研究无界”的呐喊。正视文学生存方式的变化，则研究者更是有义务去跳出观念上的各种设限，在社会语境中直面文学。既然某一学科只是整体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当我们坚持整体性研究时，就有必要将所谓文学置于社会系统中去考量，而不是置社会整体不顾，人为地划出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另外，我国文学跨学科研究除了研究实践的深入推进，也需要思考学生培养机制的适时调整。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界就建立起了一种以“学派”和相应方法的更迭为线索的学科史叙事，讲述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欧洲萌芽、法国确立、美国发展到中国繁荣的过程。这一叙事具有体系严明、逻辑清晰、板块完整和易于教学的特点，并作为“基本概论”而沿用至今。然而，由于其局限在“学科”框架之内和过于简明整齐的特点，这种学科史实际上离真实历史和研究实践相去甚远，成为了只在课堂和考试真空中存活的“可爱而不可信”的知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放置到大历史中进行解释的以问题为核心的学术史，而非局限在预设的“体系”和“理论”之内的学科现象史。比较文学的萌芽生发自 18-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学双重发现的历史过程中，此后，随着不同时空中的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文学”和“学术”这三要素的不同理解，比较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形态差异。在19-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通过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和确认历史学与文学史的“科学”地位，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基础上呈现出跨国界和历史学研究的特征。到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通过继承和突破文学关系和文学史学，比较文学从一种地方性和边缘性的学术领域转型成为西方的文学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超越国家和文学中心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地方化和理论化的发展，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后国家和超文学的人文学术实践。从民族国家、文学与学术这三要素来描述比较文学的历史脉络，既能清晰地看到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界人文学术的多元形态，也能深入体认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与大历史的动态关联，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与未来打开通路。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改革家，然而汉语学术界却只把他当成一位宗教改革家，这是非常狭隘化的理解。路德还是一位社会、文化、特别是思想史的改革家。当然，他亦对政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中世纪的结束和近现代的开启时间有多种说法，笔者强调路德及其在1517年的宗教改革是现代性的真正开启。为了研究欧洲思想史特别是近现代的本质，本文聚焦路德及其开启的宗教改革在其中的地位和影响，主要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路德，认为马丁·路德是“现代性”（Modernity）的真正开启者。为了探讨路德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首先界定了“自由”和“自由主义”及其与“主体性、现代性”等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然后从西方思想史的三重划分研究了路德在其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及其对于汉语语境的意义。路德与启蒙运动的密切关系及西方自由主义对路德的继承和背离之研究，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最后反思了当代自由主义的优劣长短，得出自由主义研究必须重新重视路德的结论。

才学小说专指出现于中国清代中叶、在叙事主线之外掺入大量专业知识以刻意显露作者才学的小说作品。此类作品具有西方文学中百科全书式叙事的某些核心特征，特别是其篇幅之长和知识含量之大。本文分析了才学小说的主要特点，包括其宏大的主题、多学科的涉及范围、复杂精细的语言、神话式的结构，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有意影射。文章还讨论了才学小说的文化起源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轨迹。其目的是让人们对才学小说这一文类获得新的认识，并为探讨东西方文化中知识与论证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铺平道路。本文认为，尽管这一文类在清末之后已近乎消亡，但作为一项文学实验，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它记录了 18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能够检验小说包纳知识的极限，并提高了小说这一在中国封建时代曾长期受轻视的文类的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

王国维1923年底上溥仪的奏折《论政学疏稿》中认为中国自三代以来只有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但在与西方列强通商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从此这个“道”就变成两个了。实际上，从唐代开始，输入中国的天主教一个派别——景教就自称为“道”了，这个传统在元代、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一直延续，到雍正皇帝禁教后天主教才被称为异端和邪教。但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传播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又都被称为“道”了，到王国维那个时代这点几乎已经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不过，王国维奏折中的“道”，并没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这个道在内。因为，在王国维看来，宗教起源于人性善恶的对立，并无神创造宗教的神圣性可言。他质疑了佛祖与耶稣自身是否得救，还认为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机不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别太大，即使一时传入也很难保持影响。但从功能论角度看，他认为宗教是给予下层社会民众慰藉的一种“美术”，仅此而已。此外，王国维认为基督教只能吸引下层民众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为孩子能到基督教学校深造而欣喜，这和当时许多知识人一样，表现了一方面在“道”的层面排斥西方文明核心价值基督教这一进路，但另一方面并不排斥西方文明其他方面，例如其先进的教育制度。

本文梳理纳博科夫在《绝望》这本小说中使用的“凹凸镜”和“假分身”两个隐喻，以阐发他的“艺术即明目张胆地欺骗”此一美学。对纳博科夫而言，艺术既不比现实优越，也不独立于现实。反之，艺术只能是现实的拙劣摹本。而书中的角色虽然尝试模仿造物主，也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纳博科夫的美学要求读者对艺术有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既不该轻易地代入书中的角色，也不该盲目地赞扬艺术，而应该借由明辨原型和赝品的区别，以锻炼我们的思辨批判能力。对我们的后真相时代而言，纳博科夫的美学提供一个伦理范式，即真相虽然隐晦，但并未被毁灭。寻求真相更是我们的时代义务。

美国媒介思想家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评论在诸多研究者中较为独特，也并未被国内研究者注意。翁认为，德里达虽然注意到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但他却用“文本主义者”的立场，以声音形式与视觉符号的一一对应来理解德里达思想中声音对信息的表征方式。在翁看来，这是一种文本主义者构想出的声音。在对法国逻辑学家拉米斯的研究中，翁发现了现代书写媒介发展导致的思想史变革：传统逻辑学将事物的表征看作事件在时间中的发生和消逝，而现代书写媒介才导致了词语以客体化的方式表征事物。翁认为，这一看法与德里达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但是，与德里达不同，翁试图发现一种“实在”的声音媒介。但是，他将“声音-事件”对应于口传媒介对事物的表征，而将“词语-客体”对应于书写媒介对事物的表征，仍然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并不能摆脱他所批评的文本主义原则。翁从声音-口传媒介到书写-印刷媒介的演化史描述，并非一种真正的“实证”研究，对西方文明和清教-美国文化在媒介塑造过程中主导作用的描述，这一思想前提来自于他的导师佩里·米勒，并受到20世纪美苏文化冷战格局的影响。此种“政治无意识”使他不得不同时捍卫声音的特权和书写的霸权，从而让他的媒介史研究变得自相矛盾。

卞之琳秉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方法论，对 T.S.艾略特的莎评进行过滤式接受，在其著作《莎士比亚悲剧论痕》中频繁地提及艾略特的莎评。他接受艾略特对莎士比亚的崇高的文学地位的评价，但在对《哈姆雷特》的分析中，卞之琳批评艾略特重艺术，而不重思想，用艺术的“一致性”标准和“客观对应物”的美学理念来评判《哈姆雷特》的失败.艾略特认为《哈姆雷特》的基本情绪是哈姆雷特对有罪过的母亲的情绪，但剧中的很多事物与这一情绪没有对应关系。而卞之琳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社会本质的理念来肯定《哈姆雷特》的成功，认为这个剧的核心是反映时代性和社会性，剧中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在对莎剧总的评价中，卞之琳批评艾略特重“流”，不重“源”，认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源，基督教精神是流，卞之琳从文学和社会关系的维度阐释莎剧。卞之琳与艾略特莎评的差异源于各自不同国家的社会气候和文学气候，卞之琳所处的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 T.S.艾略特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秉持的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观念。卞之琳的过滤式接受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学术思想时的独立性和能动性。

作为文学人类学创会会长，萧兵先生见证了文学人类学近40年的学术历程。本文作者在阅读萧兵先生论著的基础上，利用2019年12月赴上海参与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神话学文库”，第二辑（21种）发布会及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从萧兵先生的学术历程、研究领域及学术偏好、主要学术观点和治学体会、学术贡献与不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访谈。整个访谈过程，萧先生不仅全面清晰地解惑答疑，而且坦率地指出了自己的贡献和不足，主张年轻学人进行跨学科研究，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为学科融合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