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假传是借鉴史书人物传记的手法为器、物等作传，并寄寓作者一定的创作理念、人生理想和对社会的看法，韩愈的《毛颖传》被视为中国假传体的滥觞之作。高丽朝时期中国的假传体作品传入朝鲜，此时恰逢朝鲜汉文学繁荣的发展期，假传体作品的假托性、寓言性与当时朝鲜武臣政变、武臣专政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迅速为高丽文人所采用，出现了大量的以动物、植物、事物拟人化的假传之作。这些假传之作，往往附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故来虚构主人公的一生或家世，以此来影射当时社会、时政、官场现实。到了朝鲜朝时期，林悌的《愁城志》首次将心性拟人化，具有开创意义。这部作品兼具传记与小说的双重特点，又带有一定程度方志体的特征，上承器物假传，下启心性拟人系列小说。与之前的假传之作不同，《愁城志》中的典故不仅仅是针砭讽刺，抨击历史和现实，作者还借引典故委婉、隐晦地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抒发自身的愁苦心绪。《愁城志》中所引的中国文化典故类型丰富多元，主要可以分为涉“心”之典、涉“城”之典和涉“酒”之典；其用典方式新颖别致，既有化用其意、隐括重绎的，又有集句为文的，灵活多变，独具特色。从林悌对假传体的发展以及其超拔的使事用典的创作能力来看，既反映了中朝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反映了林悌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与认同，以及在吸收中国文学影响时所发挥的创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