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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6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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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跨文化互动——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方法
张西平
2023, 6(4): 7-20.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1
摘要:
域外汉学作为文化间的学术体系,对其如何展开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界多有分歧。本文认为目前的海外汉学研究有三种路径:国学研究路径、学术史研究路径、比较文学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重视海外汉学家自身的研究内容,考查他们提供的知识是否正确,这是从国学研究的立场出发,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的。第二种路径重视汉学本身发展历史的脉络,将汉学作为一种学术体系,重视它的师承、知识衔接的关系,这是一种学术史的立场,是从东方学学术史立场出发的。第三种路径注意海外汉学的变异性,它作为一种西方知识体系的内容,它的表述和观点是如何受到本国文化影响的,这是从比较文化立场出发的。“跨文化互动”的研究海外汉学的模式,将全球史从注重经济互动、疾病传播等研究扩展到“精神世界的互动”,“文化间的互动”。海外汉学的存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以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他文化的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的扩散,而是中国文化作为东方的智慧进入到西方文化或者其他文化的发展历程之中,这样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在东方学研究范围展开,实际上进入到了西方思想史、文化史或者对象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之中,从而揭示出中华文化文明的世界意义。这是中华文化在精神世界上与西方或者其他国家最为深刻的互动。
北宋汴京的世界性文化性格
张同胜
2023, 6(4): 21-38.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2
摘要:
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对大宋汴京的都市文化性格进行研究,发现开封城的都市文化性格,决定于开封城里的居民伦理身份。从中唐开始,朝廷一直在开封城驻军。历代驻军,杂有鲜卑人、沙陀人、粟特人、突厥人等及其后裔。北宋在开封的驻京军队数量庞大,数十万之多;朝廷财赋十之七八用来养兵,因此他们经济上颇为丰裕。军队本来就是纯消费群体,他们促进了开封城消费服务业的繁荣。这些驻军上至将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经商或从事服务劳动,从而驻军促进了开封商业消费经济的发展。自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人尤其是鲜卑贵族南下,中原地区就多有鲜卑人及其后裔。唐末五代,群雄争霸,霸主诸如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皆为沙陀人。沙陀人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回纥人等多民族成分。汴京城里生活着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教徒。汴京城里还生活着汉族人、粟特人、沙陀人、突厥人、回纥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阿拉伯人、党项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等,他们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文化接触、互渗和融合,共同塑成了天水一朝帝都的世界性文化性格。而其中长于经商的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商业贸易活动、生活趋尚与习俗传统,构成了汴京典型的市井商贸文化底色。
记录性演述的定性及演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与赵毅衡先生商榷
伏飞雄, 陈玲
2023, 6(4): 39-5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3
摘要:
西方电影叙述学有把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定性为如戏剧表演那样的演示叙述、而不是记录演示叙述或兼具这两者某些特征的传统。这样理解的根源,在于未能注意到胡塞尔的感知理论无法有效区分幻觉和感知的局限。事实上,戏剧舞台表演等现场演示叙述类型的许多基本特征,影视等记录演示叙述并不具有,不能无视后者经过了媒介录制这个环节的事实,忽视这种媒介性,会面临无法精细有效区分诸多叙述类型的麻烦。无疑,记录性演示叙述具有双重性,即兼具现场演示叙述类型与记录叙述类型的一些特征。另外,学界对演示叙述的区隔框架与叙述主体的讨论,多沿用受限于语言文字中心主义视野的经典叙述学的概念与理论框架,而未完全回到这种体裁本身。演示叙述的创作机制、发生场域、符号-媒介与存在形态等远比小说复杂,其叙述框架发生在两个场域,其框架并非一个,其中一个区隔了故事文本内外,另一个区隔了处于故事文本外却参与了其建构的各种叙述主体的创作与其日常生活状态——此类区隔本身具有抽象性。同时,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等次叙述者的作用是相对的、变动的,甚至某些源头叙述者与表演者合一,其表演者属于一种用身体、姿态、行为动作等符号直接演述故事的叙述者,而一些画外音等则属于小说叙述意义上的叙述者。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英美文明论中的性别话语
潘雯
2023, 6(4): 54-6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4
摘要:
英美社会中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现象。它有两重含义:最基本的含义是指英美社会里的女性主义者的东方主义——她们为了自我赋权而消费、想象、利用,甚至创造“东方”;此外,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还可以指服务于资本主义帝国的,以女性议题、女性话语或女性主义的形式而推出的东方主义,其本质特点是把西方、东方与女性这三个范畴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更感性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再以这个模式去阐释、想象和占领东方。在殖民时代及之前,英美女性通过消费、审美、旅行、书写和传教等行动,形成了女性主义东方主义的传统:首先,以瓷器为代表的亚洲艺术和商品为白人妇女带来了想象的空间与解放的潜能,她们对东方的消费和审美行为构成了她们主体性建设的基础部分;接着,像蒙太古夫人那样的女性游记作者通过与男性不一样的“帝国之眼”增加了西方对东方的呈现维度,使得原本运作于西方内部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发展为跨国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即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出现了概念的延展;再然后,殖民时代的女传教士无论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充当了“文明自西向东”扩张的工具,把东方女性定位为自己的对立项,把东方定位在劣于西方的文明发展层次上,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更加成为一个具有文化帝国主义性的存在。今天,我们需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去回溯其传统,扫去其中的东方主义的迷思。
跨信仰的经典翻译何以可能?——李提摩太《大乘起信论》英译研究
邬晗来
2023, 6(4): 68-82.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5
摘要:
李提摩太作为活动于晚清中国的传教士和政治家,翻译过中国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但他的译文带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因此引起了中国佛教界的抗议。本文旨在探讨李提摩太译文中知识和信仰是如何交织的,以及这一现象蕴藏的跨宗教问题。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梳理李氏的《起信论》英译的历史社会背景:当时英国学者对于佛教的认识、李氏佛教知识的来源、他与杨文会的相识与翻译合作,以及当时中外读者对其译文的看法;其次围绕《起信论》中两个关键概念,“真如”和“心”,揭示李氏通过引入柏拉图哲学和“道成肉身”思想,完成《起信论》英译中的基督教神学建构,即使其代价是使文本偏离了原本的佛教思想;最后阐释李提摩太信仰和知识的立足点位于基督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和欧洲东方学之间,而这两者正是英国社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精神危机的回应。事实上,李提摩太的宗教信仰限制了译文中的知识生产,该话语实践的结果和他在中国试图实现社会福音的初衷都是源于基督教信仰,而佛教知识被扭曲则揭示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
建构总体诗学:巴赫金对话哲学与文学跨学科研究
季明举
2023, 6(4): 83-9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6
摘要:
面对当今文学理论日渐“枯竭”的困境,国内外学界对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路径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迄今为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大多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界面(文本内场域)的内部关系研究、跨文本内部关系研究、跨学科外部关系研究,以及对文学的学科外研究等方面。巴赫金从强调“我与他者”主体间性及彼此有效互动的对话哲学引申出以“审美事件”为核心的行为美学,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建构起以艺术与生活、艺术与责任、艺术与话语体裁、艺术与文化为基座的文艺学总体诗学架构。单就文艺学建构来看,巴赫金认为艺术(文学)与生活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东西,但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性应答(责任)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所以文艺学应当成为摒弃“材料美学”而共时性地探讨“审美事件”新涵义的跨学科平台。文学跨学科研究正是一种集“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共时性(体裁诗学研究)与历时性(历史诗学研究)于一体的动态性综合研究,其中对于艺术领地之文化边界的外位性考察正适合于文化诗学。未来的文艺学理论建构理当成为把握艺术复调和“杂语性”(“双声语”)、艺术形式的布局和样态(体裁-事件)、艺术形式的演变规律(体裁发展史)、以及艺术与文化边界考察的系统性总体诗学,成为集理论(体裁)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于一体的跨学科诗学建构。从人文科学跨学科视野出发,巴赫金这一总体性诗学建构和整体性研究方法论打通了哲学、美学和文艺学、文化学研究的人文跨学科通道,对时下成为国内外学术热点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构成重大的理论启示。
互文性范式下的话本选集:基于蓝碁《今古奇观》译介的解读
吕如羽
2023, 6(4): 97-107.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7
摘要:
在《今古奇观》法语全译本导论中,法国汉学家译者蓝碁高度关注该作品作为话本选集的文本性质,提出“中国式互文性”概念,用以系统化论述这一中国古代文集的内在特征。通过互文性理论提供的视野,蓝碁一方面展示《今古奇观》在纵向上的互文性特点,在多种层次上梳理呈现选集收录话本与上级文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深入探讨该关系对于话本而言生成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今古奇观》选集文本在横向上的互文关系,细致分析且通过特定翻译着意突出选集内部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蓝碁以其《今古奇观》译介完成了一次西方语言和西方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而在深刻阐发该部话本选集的互文性特点的过程中,蓝碁亦展示了以中国文本丰富和延展互文性理论的空间和可能。
启蒙时代英国民族语文学中的威廉·琼斯
李娟
2023, 6(4): 108-12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8
摘要:
威廉·琼斯是英国18世纪东方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但其在英国民族语文学领域的贡献及意义则长久被忽视。琼斯从小接受拉丁古典语言学的训练,但却在非古典语言方面做出卓越贡献,从侧面反映出18世纪英国脱离欧陆学术影响,寻求自我学术定位的倾向。启蒙运动促进了英国民族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公众语文学”,它将世俗与知识连接在一起,在公共社交和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中,创造了英国的现代性。而民族语文学的蓬勃发展为英国民众开启了一种“语文学式的生活”,促进了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传播。威廉·琼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启蒙思想成熟的时期,他的语文学中贯穿着启蒙时代的认知与实践。约翰逊博士文学俱乐部是英国启蒙时代语文学实践的一块高地,代表了当时英国思想及知识的前沿。琼斯曾任俱乐部的主席,并在一系列主张方面推动了“公众语文学”在英国的发展。在琼斯的民族语文学中,启蒙思想中的规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古典的遵循,他创作的史诗“被发现的不列颠”从选材到立意都明显具有古典主义的品味。但同时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琼斯淡化艺术的教化功能,更加欣赏文学对于人类强烈情感的表达功能,而东方民族的魅力恰使琼斯找到了古典中所缺少的浪漫情感,促成了他在东方民族语文学方面的贡献。可以说,规则的理性(古典)与情感的非理性(浪漫)在琼斯身上达成了一种平衡。
殖民统治下的原左翼作家:古丁与山田清三郎
梅定娥
2023, 6(4): 127-14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09
摘要:
原中国左联北方部成员古丁,曾翻译过日本普罗文学作品,包括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主题的小说。面对日本殖民者积极推行的殖民共同体建设,古丁以拒绝殖民符号暴力,捍卫“汉话”主体性;拒绝殖民文学理念,坚持描写阴暗内容等方式进行抵抗;批判日本文坛战争报告文学、反对日本读者猎奇视野;重视与日本原左翼文化人的国际连带,守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一方面,假释出狱的山田清三郎来到“满洲”寻求“新生”。从开拓团到“新京”,他仍然摆脱不了“转向”的心理阴影和作为思想犯被跟踪、被“观察”的命运。然而,他却得到了古丁等“满人”作家的“友情”和鼓励。山田清三郎对“满人”作家的处境和文学不仅表现出理解,还为此在报纸上公开与日本人骂战。不过,山田对“民族协和”也表现出赞扬和期待,这很难界定是源于国际主义精神还是对殖民侵略的赞同。然而在战时体制下,山田清三郎被殖民者利用,成为艺文家协会委员长,与古丁一起承担起战时文艺宣传和组织活动,最终进入角色成了殖民者中的一员。古丁在妥协的同时,努力实现自己守护中国文化的目的。在1944年时,他举着殖民者“炼磨思想”的口号呼吁青年炼磨技术,其实是在为光复后东北的技术管理做准备。古丁在伪满洲国的行动,提示了面对殖民统治时除了抵抗、逃避和合作以外的第四种可能性。
论日本所藏鉴真东渡相关文献与海南文化的传播
李杰玲
2023, 6(4): 144-155.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10
摘要:
由于海上风暴,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流寓海南,这段经历和海南的风土被讲谈社出版的《佛教的时代:奈良时代》再现出来。文部省小学国史中有《鉴真来朝》一文,也记录了鉴真在海南的经历。在日本的文学创作上,鉴真东渡流寓海南是重要的创作素材,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多次写鉴真在海南的生活和影响。鉴真第二次东渡时所携带的物品中有海南文昌五色藤所编的簟,可见海南的藤类手工艺品在唐代已经颇为有名,且传播到江浙一带。镰仓时代的《东征传绘传》保留了鉴真受冯崇债欢迎的画面,同时反映了海南岛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地区。8世纪中叶南方形成了连接桂州、广州、交州、潭州、洪州等城市的交通网络,将岭南的物产和文化源源不断地用船舶运送到海外。海南处于这一交通网道上。鉴真在流寓海南期间,获得许多名贵香料。除了五色藤器具等来自海南的特色手工艺品之外,香料也是值得注意的海南特色产品。日本所藏的思托和淡海元开撰写的鉴真传记是鉴真相关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这两种传记可信度最高,本文通过这些文献指出唐代海南香料随着中日的佛教文化交流而流传到邻国东瀛,为日人所识,也印证了海南岛在唐代已是重要的对外贸易的地区。
感物诗学:一个新的诗学类别的诞生
徐志鸿
2023, 6(4): 156-176.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11
摘要:
中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关于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理论,虽然这些诗学理论属于同一类别,但至今尚未得到命名和理论总结。本文将其命名为感物诗学,并定义为一种探讨诗人感物作诗过程的诗学类别,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为了确定感物诗学的类别范围,必须了解导致这种诗学类别内部差异的变量及其边界所在。因此,本文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对里尔克的物诗诗学、刘勰的心物交融诗学和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发现,在客体方面,里尔克十分强调剔除客体的偶然性,仅留下必然性,并由此暴露客体的本质,凸显客体的存在性,而刘勰和王国维的诗学并不着意分辨这种偶然性,刘勰十分注重偶然性对物象的作用,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更是着意将诗人主体性加诸客体,使其增加偶然性,即使是他所说的较客观的“无我之境”,也不会着意剔除偶然性;在主体方面,里尔克物诗诗学是眼睛的诗学,而刘勰与王国维的诗学则以心为根本感知器官。四种诗学在主客体上的不同思想都指向了不同的主客观程度,并因此指向了不同的主客体在场地位:里尔克物诗诗学强调凸显客体的本质,用较为客观的眼睛感物,因而是极度客观的感物诗学,里尔克物诗中诗歌主体基本没有在场地位;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虽然“以物观物”较为客观,但是仍旧有“我”的存在,因此是客观程度不及里尔克的客观感物诗学,“无我之境”对应的诗歌中客体处于在场地位;刘勰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对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有要求,因而是较为折衷而偏向主观的感物诗学,而其对应的诗歌中主体处于在场地位;“有我之境”强调以我观物,凸显主体的在场地位,因而是极度主观的感物诗学。本文由此得出结论,四种诗学的理论差异根源在于主客体在场地位的不同。主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主观,而客体在场的感物诗学更加客观。基于这些结果,本文建立了感物诗学数轴,以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了这一诗学类别的内部差异和类别范围,并正式确立了感物诗学的诞生。
书评
陈戎女:《古希腊悲剧在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
郑芳菲
2023, 6(4): 179-183.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12
摘要:
康开丽: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代戏剧(英文)
崔潇月, 康开丽
2023, 6(4): 184-188.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13
摘要:
李永平、(荷)伊维德、(俄)白若思等:《海外中国宝卷收藏与研究导论》
范夏苇
2023, 6(4): 189-192. doi: 10.19857/j.cnki.ICL.20236414
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