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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5年  第8卷  第1期

特稿
文化交涉学和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研究——以伊索汉译为例
内田庆市
2025, 8(1): 5-29.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1
摘要:
对于“什么是文化交涉学?”这个问题,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也就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答复,但无论从任何角度进行答复,其基础的方法论应是一致的,即“周边看核心”。本文以伊索寓言在近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为切入点,探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东西方语言文化接触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传教士群体通过译介伊索构建了独特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其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对汉语研究的深刻理解,更是折射出文化交涉中“从周边看中心”的方法论价值。同时,伊索寓言的汉译文本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倾向,而伊索西渐现象也揭示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双向流动特征。本文通过梳理中西方的汉语研究成就以及伊索汉译简史,为文化交涉学提供了实证案例,同时也列出了资料出处和详尽目录,以期对研究者有所帮助。
专题·纪念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先生的治学境界与方法
王兆鹏
2025, 8(1): 30-45.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2
摘要:
叶嘉莹先生有高远的学术理想。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旨在传承赓续中国文化的命脉,在世界文化大坐标系中寻找中国古典文学的位置,阐明中国诗歌的特质和对世界文化、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以提升中国文化的自豪感、自信心。她学问广博、根基深厚。由于现代学术的分科和分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学者多是诗词分治,而叶先生是诗词通治、诗词并重。她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广度,鲜有其匹。她更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注重阐发中国古典诗词兴发感动的生命力,从而激活焕发了潜藏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的生命力量。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生命力的阐发,精深透切,方法多元,既善于以“面”观“点”,又善于以“众”观“人”,更善于以“西”观“中”。别人是用功做学问,她是用生命来研究学问、传播诗词,故充分激发出生命潜能,使其生命之树常青、学术之树常青。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进行?——论叶嘉莹比较诗学中的“兴发感动”说
刘亚斌
2025, 8(1): 46-62.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3
摘要:
叶嘉莹先生提出“兴发感动”说,将其作为诗学的基本原则,在比较诗学的视野下,结合现代人生的体认,统一生命感发与理性逻辑,建构具有现代性特质的诗学体系。“兴发感动”说源自传统诗学之“兴”的感发力量;“风”和“兴”同义表明一种宗教政治术语向诗学技巧观念的转型,其生命活力之义被抽取出来,而自然物象与社会事象则列为“生命感发”的根源;“兴发感动”说立足于诗学本身,从艺术技巧到主体生命,在重构传统诗学话语的基础上突显其生命美学的特色。作者、读者和作品都是文学活动的构成因素,传统诗学偏重作者的感发维度,西方诗学理论被用于补充、协调和完善, “兴发感动”说侧重人的整体生命历程,使诗歌生命的感发代代相传;就诗歌本身而言,新批评的文本观念和符号学的语码理论都可列入传统诗学之“比”的范畴,“兴发感动”则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生命初始性,文本语言所蕴含的“潜能”、“可能性”以及音乐性的感发则多具“兴”之意义,它们让作品自身成为完整的生命,生命感发才是伟大诗作的标志。在“诗词人生”的实践中,“兴发感动”的生命观念被提升到人格道德的境界,美善合一,从初始之生命感发逐渐自我完善;面对现代社会的忧患困顿和人生悲苦的境况,女性特有的“弱德之美”激发主体生命之持守、抗争和拯救的普世意义,是人类高尚的德性。生命不息、感动他人,“兴发感动”说对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中西诗学互鉴中的叶嘉莹生命体悟诗学
李云
2025, 8(1): 63-74.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4
摘要:
从用真切的生命体悟创作诗词,到以生命体悟接受诗词,再到以生命体悟讲解诗词,由此激发生命共鸣,叶嘉莹成就的是一种至高形态的“生命体悟诗学”。她认为内心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情感是构成诗歌的本质要素,真正伟大的诗人用自己的生命写作自己的诗篇,用自己的生活实践自己的诗篇。生命体悟诗学在中西诗学互鉴中形成,其远源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即形成的抒情传统,强调诗歌是内心情志的外在表现,不同于西方的摹仿说;其深层次基础是中国自先秦就开始的人本思想,孔子、孟子、老子等都极为重视人的灵性与创造性,这形成中国诗教传统的人本关怀特征,重视诗歌对人及社会的引导作用。相比之下,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忽视了诗人自身的创造能力,夸大了神灵的力量,认为诗几乎不能使人以及社会、国家得益。生命体悟诗学远承先秦,近继王国维、顾随的诗学,揭示了诗歌的本真,既对创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对诗歌评赏具有实践意义。叶嘉莹以生命体悟为中心对诗词作品进行再创作,观照诗词内外的个体生命,深微剖析并细腻展现诗人真实复杂的人性和生命情感,突破僵硬、单一、机械的认知框架,引导接受者对诗词开展生命体验,培养接受者拥有一颗丰富活泼的心灵,通过诗词获得向上超拔的精神力量,进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觉醒、发展与完善。
现代主义文学对叶嘉莹诗学观的影响
李宏哲
2025, 8(1): 75-87.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5
摘要:
现代主义文学重感性、重直觉的非理性色彩,形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一道独特风景。其中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意识流等流派的出现,又是这种思潮的具体实践,涌现出了以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普鲁斯特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对后来作家之创作影响巨大。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多撰文指出,其关注点则多集中于小说方面。而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特征应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研读,叶嘉莹先生可谓是第一人。作为古典诗词创作和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鉴赏方法被人称道。究其原因,一是来自其家学渊源、师承关系及深厚的学养;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其西方文艺理论的深厚积淀。先生多年漂泊海外,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和传播,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便于其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进而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流。现代主义文学重象征,打破时空界限等写作手法,给叶先生以极大的启迪,进而将之移于中国古典诗词作品的解读。其重要成果就是对中国文学史上号称“难解”的李商隐、吴文英之作品的独特解析,进而发掘出古典诗词之美感特质,揭橥古代文人之诗心,产生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为解读古典诗词提供了新的门径,为把我国传统诗学引入现代、通向世界,开拓了新的天地。
顾随的文学阐释之道——兼论叶嘉莹的思想渊源与学术传承
庞薇薇
2025, 8(1): 88-102.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6
摘要:
顾随秉持儒家志道理想,凭借多维度的文学阐释,呈现了其作为文学家、文学教育家、文艺思想家的现代身份。顾随的文学阐释之道,根植于儒家文艺思想,对文艺本质及其社会功用有准确认识。综观其文学阐释,大体上呈现出三个历时性发展阶段:其一为“新文学”文本的创作阶段,成果主要以“新体”小说的形式呈现。其二为现代文学文本的思想阐释阶段,多围绕域外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小说文本的阐释展开;其三是文化本体与思想价值回归阶段,主要成果体现为针对中国古典诗、词、曲等韵文学形式展开的现代意义上的“再创造”,同时兼顾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现代阐释与价值重释。此阶段,中国古典文艺形式的思想维度得以“重述”,中国古典文学形式与现代思想承载体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构”,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现代价值得以“重塑”。通过第三阶段的创作实践与阐释实践,顾随亦为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现代传承探得了自体文化基因,提供了具体的发展路径与方法,实现了中国古典文脉的现代传承。同时,顾随亦在这一过程中达成了其文学阐释的理想与目标——寻得了中国文学之发展与思想之演进的现代方向。一言以蔽之,顾随的文学阐释之道,是在文学文本阐释与创作实践之中完成的,即在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对照之中,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之作;在古今经典作品的对比之间,重新诠释中国现代文学的演进方向。叶嘉莹先生师承顾随,取道顾随,继承并发展了顾随的文艺思想与学术观念。叶先生以自身之亲历,于苦难之中,印证了顾随所言“欲达到此目的”需“取径于蟹行文字”之说。
专题·纪念泰戈尔访华100周年与中印文学关系的百年回声
经由英语世界的中印相遇——从阿赫默德·阿里来华看四十年代中印文学交流
王春景
2025, 8(1): 103-120.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7
摘要:
阿赫默德·阿里在四十年代后期来到中国,其中国之行体现了中印文学交流的复杂轨迹。1947年阿赫默德·阿里来华的整个过程在新闻报道中留下了比较清晰的记录,十几家中英文报纸刊登报道,体现出当时这一事件的影响。阿里作为印度教授来华,这一中印交流事件不仅仅发生在中印之间,背后还有英国力量的参与。在印度文学史上,阿赫默德·阿里以进步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及长篇小说《德里的黄昏》的作者而知名,而印度进步文学运动与旅居英国的印度作家有直接关系,阿里的长篇小说的出版也离不开英国作家的支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和BBC及英国作家们所铺设的网络中,印度教授阿里作为英国文学教授来到了中国。阿里教授来到中国,除了讲授英国诗歌,还发表文章介绍印度文学,此外,他和方应旸合作,翻译了大量的中国新诗,在中印文学交流中作出了贡献。四十年代,英国成为中印交流的特殊空间,反法西斯战争中东西方作家构建了文化交流之桥,中印作家在国际文化空间得以实现文本和人员的交流,这是中印文学交流史被忽视的暗流。
众声合鸣的“翻译场”:中国文学印地语译介的多重主体及其实践(1978—1995)
贾岩
2025, 8(1): 121-141.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8
摘要:
在中印文学关系研究领域,20世纪后期的印译中国文学是一个明显短板。由“正向翻译”统摄的主流翻译观念和印度本土语种资料的缺失,是造成这一短板的主要原因。若要矫正这一问题,就需将“印译中国文学”中“印”的含义从惯常理解中的国别/国籍框架(由印度人在印度翻译)转移至语言框架(译入印度语言),由此将那些从事汉籍印译的非印度主体和海外印度主体揽入视野,同时将本土语种一手资料的系统搜集、爬梳和研读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本文对1978—1995年中国文学在印地语界的译介主体及其实践进行深描式考察,揭示中印关系正常化之后双边文学交流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尤其是在印度汉学界主导的学术型翻译模式成为主流之前中国文学印译的主要机制及其成效。该时期的中国文学印译虽呈现出机构与个体、中国与印度、独立与联合、译入与译出等不同维度上的主体多元性,但这些主体并非以彼此孤立的方式存在,而是身处一个由多重关系构成的“翻译场”中。该翻译场以众声合鸣的主体间关系为特征,其中既有协调的和音,也有不协调的噪音,很多时候则表现为一种和中有分、异中有同的杂语质地。看似异质乃至对立的翻译主体关联在同一张行动网络之中,他们经由趋同与求异的动态进程,将数目可观、品类多元的中国文学译本带到印度读者身边。
“中国泰戈尔作家群”的泛神论主体意识
孙宜学, 王荣翠
2025, 8(1): 142-161.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09
摘要:
泰戈尔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其作品和思想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研究。有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明显受泰戈尔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形式的影响,进而产生了“中国泰戈尔作家群”,具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他们都关注“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泰戈尔则为他们表达“自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其中,“中国泰戈尔作家群”关注“我”与最高存在的合一来表现自我,主要关注“人”的神性。同时,“中国泰戈尔作家群”也通过“我”与“梵”的自然化合一来丰盈主体。此外,“中国泰戈尔作家群”还关注“我”与个体精神的合一来表现自我,关注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艺术世界与灵魂世界界限的打通。可以说,“中国泰戈尔作家群”对主体意识的弘扬与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存在交叉,但并非完全一致。不过,他们共同吸纳了泰戈尔泛神论中“梵”与“我”的融合,表现出泰戈尔式“泛神论的主体意识”的特征,既充分体现了东方式主客交融的特点,又有别于西方主客对立的、“自我”完满意义上的主体意识。“中国泰戈尔作家群”概念的提出是探究泰戈尔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的一种尝试,既体现了泰戈尔对中国现代作家影响的特殊性,又在更深的层面上呈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外来文化影响的互动关系。
论印度诗歌经典汉译的译者立场与翻译策略——以《苏尔诗海》汉译实践为例
王靖
2025, 8(1): 162-182.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10
摘要:
在全球化重构的背景下,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基石,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以印度中世纪诗歌经典《苏尔诗海》的汉译工程为例,译者姜景奎团队面对印地语与汉语的语系差异、宗教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及诗体格律本土化适应等三重挑战,对诗歌“不可译性”挑战进行了创造性回应,创新性地构建了以直译、异化、语义翻译为主,辅以文化阐释的复合型翻译策略体系。他们采用直译为主保持文本肌理,异化为主彰显文化异质性,以语义翻译为主确保叙事连贯,并首创“释译”机制,通过文内注解、文化意象转化、韵律再造等手段,实现宗教隐喻与诗学特质的可理解性转换,形成立体化的文化阐释网络。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框架,突出研究“文化转向”后的文学翻译中译者在面对“他者”文化与“异质性”元素时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为破解诗歌“不可译性”难题提供方法论突破,推动翻译研究向文化阐释维度拓展。实践上,该翻译工程形成可复制的经典互译模式,助力“一带一路”文明对话工程,并通过确立文化异质性尊重原则,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镜鉴,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文学翻译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成为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实践。
粤剧中的中印跨文化交流
王伟均
2025, 8(1): 183-199. doi: 10.19857/j.cnki.ICL.20258111
摘要:
粤剧是我国当代戏曲艺术中最具有现代审美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剧种。在发展的过程中,粤剧大胆改革,吸收外来艺术因素,创造了大量的跨文化戏剧。粤剧中的这些跨文化戏剧,在彰显粤剧文化“拿来”精神的同时,也展现了其本地化外来文化的历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粤剧中的中印跨文化交流就是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方面。如《甘地会西施》,大胆套用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梦寓言手法,让根本不可能相遇的甘地与西施以梦的方式古越相会,宣扬洁身爱国,实现了中印两国爱国主义精神的跨文化交流。粤剧《目连救母》通过提升戏中孝的因果因素,强化宗教信仰与世俗人情的调和,展现了中国儒家与印度佛教两家孝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粤剧《璎珞传》通过戏剧艺术形式将中国和印度文化元素有机编织,在戏剧题材、表演元素和艺术形式之间的交流融合,加强了中印戏剧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呈现了更加具体和多样的中印文化交流样式。这些跨文化戏剧,整体上使印度风情与中国特色相映成趣,既展现出印度文化的人文精神,又彰显了传统粤剧的艺术特色,推动了中印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为跨文化戏剧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圈可点的中国路径。